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拙文中，我将中国的国际定位概括为四点：

（一）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许多方面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二）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三）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四）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1]这篇拙文没有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什么样的地缘战略角色。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在世界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之间，看到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进而对国家的总体地缘战略进行重新思考。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个球体，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群，都可以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从地理、生态、人口分布、人类文明史等诸多方面考察，真正能成为世界中心的国家屈指可数。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具有正统国家的含义。顾名思义，中国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中国”体现了先民在面对广袤的天下时，对国家地缘时空的自我定位。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2]西方世界把“中国”诠释为“中央之国”（Central Kingdom，Middle Kingdom，或 Central State，Middle State），是有其理由的。^[3]不过，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的称呼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4]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5]自遭受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东洋”日本之后，视自己为“中央之国”的观念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6]历史上，西方国家曾将中国与印度、埃及、甚至还有俄罗斯并称为“东方国家”“东方文明”，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亦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东方”归属虽然最先是西方国家传教士和学者对“他者”的身份构建，但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激荡碰撞的大背景下，却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大部都在中国的西面，俄罗斯的经济政治重心地处中国的“远西”。朝鲜半岛、日本是中国的“近东”，美国对中国来说则是跨越太平洋的“远东”。就这一地理方位而言，中国确实是“中央之国”。如果不是近代西欧压倒性的强大实力和先进文明，中国未必会自视为东方国家。同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它的一大片内陆领土可以说是中亚或南亚的一部分。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自然生态和民族宗教文化特色，与其说同东亚其他国家接近，不如说同中亚、南亚的近邻更有亲缘关系。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力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7]此后中国的“东方”认同，又强化于美苏冷战时期。当时的两大政治军事同盟被称为“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而中国又处于“东方阵营”中的东方。“东方”的地缘政治概念，遂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挂起钩来，深化了中国人的“东方”定位意识，而“西方”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代名词。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道：“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8]这句话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

20世纪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毛泽东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