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两千多年前就开辟了西南丝绸之路，连接中国西南与印度的缅甸成为最早与中国发生交往关系的地区，也是双边陆上交往关系最为频繁、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但是，在元朝之前，双边交往的规模实际上相当有限，明清两代有较大发展，又几经曲折，导致中国在西南方向的对外开放甚至有所退缩，1850年代到1940年代才发展了近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但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时局变化而几近中断。何以如此？回顾2000多年来缅甸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历史，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反思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西南的对外开放，仍有着借鉴的意义。本文以2000余年的中缅交往关系为重点，对缅甸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作一个宏观的论述。

一 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到“宋挥玉斧”、元蒙灭大理国

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时，从中国的四川到印度的交通线已经开辟，在中国史籍上，这条道路称为“蜀身毒道”，交通线经过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不仅有助于中印文化交流，而且对当时缅甸境内各部落的历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后，当缅甸的居民开辟草莱、发展生产，开始建立国家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成熟、发达的文化。从这一时期开始，缅甸同中国和印度都发生了密切的交往关系，缅甸各部落对外经济交往的发展和一些部落逐步发展为早期国家，都同这条交通线开辟之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文化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69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中国东汉王朝在今云南保山地区设永昌郡，开辟了永昌道，促进了中国西南地区对缅甸、印度的交往。随着中国封建王朝在云南西部地区建立行政机构，缅甸境内较大的早期国家或大的部落敦忍乙、掸国、僬侥等开始同中国有了政治性的联系，有的还派出使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建立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公元3世纪时，对中缅关系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蜀汉政权诸葛亮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削平地方豪强大姓势力，平定南中，而南中地区的西南部分，正是东汉时期的永昌郡。诸葛亮采取措施，调整郡县设置，加强蜀国对永昌地区的统治，对于今云南镇康、耿马、景洪接壤的缅甸北部地区的发展，也有影响。明代杨慎的《滇载记》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公元4世纪到6世纪，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于南北分裂，王朝相继更迭，战乱异常频繁，影响了双边官方关系的发展。当时缅甸的骠人建立的诸小国已经兴起，中国史籍也已经对骠人的情况有所记述，反映出双方尤其是民间仍然有交往。

公元7～9世纪，中国正当强大的唐王朝时期，在云南则有统一的南诏地方政权，而缅甸的骠国在7～8世纪时也正处于兴盛时期。中缅之间的交往出现双边关系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云南与缅甸、印度的通道在汉代初步形成的滇缅印道的基础，又有较大的发展。当时形成了三条通往天竺（印度）的道路，这在《新唐书·地理志》、樊绰《云南志》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记述。第一条即唐代贾耽所记的“安南通天竺道”的西段南路，为南诏经骠国通天竺道，从羊苴咩（今云南大理）出发，经永昌故郡（今保山）、诸葛亮城（方国瑜先生考为今龙陵）、乐城（又称些乐城，方国瑜先生认为即在麓川，今瑞丽）进入骠国，沿伊洛瓦底江南行至卑谬，向西翻越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今印度东北部的曼尼坡）。第二条即南诏西通天竺道中路，也是从羊苴咩城（今大理）出发，经永昌（今保山）、诸葛亮城（今龙陵），向西至丽水城（伊洛瓦底江）、龙泉水（勐拱河）至安西城（今缅甸猛拱），再西渡弥诺水（钦敦江）至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东北），又西渡大岭，就抵达东天竺（《新唐书·地理志》）。这条道路，从羊苴咩一直往西，必须翻越怒山、高黎贡山及缅北掸邦野人山，渡过澜沧江、怒江及伊洛瓦底江及其上游钦敦江等大江，虽然是滇缅印交通的捷径，^[1]也是一条非常艰险难行的道路。第三条即南诏西通天竺道北路，路途更为曲折遥远，实际上联系了缅甸西北部、西藏南部和印度，该条通道从羊苴咩出发，经永昌、腾冲，往西北经宝山城（今昔马），然后北行，过金宝城（缅甸密支那），再往北至大赕（即广荡城，今缅甸葡萄）。由大赕往西翻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