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服务业生产率与“成本病”模型

（一）服务业生产率与“成本病”模型研究的进展

早在20世纪60年代，Fuchs就提出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问题。Fuchs（1968）利用美国服务业的统计资料，对服务部门和生产部门进行比较，深刻分析了服务业就业增长的情况，并将其概括为服务业就业结构变化理论：①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尤其是就业比重和地位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它可能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②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必须与人均收入水平相适应，如果服务业发展过于滞后（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偏低），就会制约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③服务业具有大量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服务业就业基本均维持上升趋势。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同时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而最终发展到以向服务业转移为主。Fuchs分析了人均产出增长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证明服务业就业增长的主因来自供给方面。他还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商品生产率与服务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会扩大，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商品的生产率之比和收入水平负相关，但他未对服务业生产率较低的生成机理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

Baumol（1967）在“成本病模型”^[1]中指出，经济中存在着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从长期来看，总生产率最终将被经济停滞部门所影响，经济增长趋于消失。Baumol的模型有四个基本假定：①经济能够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停滞部门与进步部门（Stagnant Sector and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Sector）；②经济只有一种投入，即劳动力；③两个部门的工资同步变化（即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④货币工资与进步部门的单位劳动产出同步变化。

实际上，从模型分析看，这个模型还有两个隐含的假定：第一，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第二，长期市场需求曲线具有良好的性质（Brian Chapman，2010）。只有在需求曲线具有良好性质的情况下，假定④才能够得以成立。

根据这四个假定，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如果停滞部门的产品（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服务产品”）在政府补贴或其他因素作用下，缺乏价格弹性，或者富有收入弹性，则两部门的实际产出比重可能保持不变。而在不平衡生产率增长模型中，如果两部门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则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向停滞部门，其他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将趋向于零。这就是著名的“成本病模型”。

“成本病模型”的核心假定是工资同步。在进步部门，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在停滞部门，价格与工资同步。因此，这个模型忽略了生产率对利润的影响。假定工资在两个部门间完全扩散，这意味着整个经济有着一个单一的工资率。在进步部门，工资完全由生产率决定，而在停滞部门，完全不是这样的。鲍莫尔认为，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有着某种流动性。而且，他假设劳动力是同一的。这个假定是完全成问题的，因为经济被分成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部门。生产技术的不同，对劳动力的要求显然也不相同，因此，工资不可能完全相同，劳动力也不可能完全流动（Thijs ten Raa和Ronald Schettkat，2012）。

从生产率视角看，第一，尽管鲍莫尔的模型具有非常清晰的古典精神，但模型中通向静止状态的路径与李嘉图模型有着很大的差异。鲍莫尔的模型是基于平均生产率而非边际生产率（在李嘉图模型中，增长受到贫瘠的土地边际生产率的影响）；对鲍莫尔而言，不是生产率增长的限制产生了一个通向停滞状态的路径，而是取决于两部门的平衡增长。第二，对李嘉图来说，技术进步延缓了到达静止状态的步伐，而在鲍莫尔模型中，技术进步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三，在李嘉图模型中，人口增长要求开发更贫瘠的土地，导致增长率下降；在鲍莫尔模型中，劳动力被假定为常数。如果有持续增长的劳动力满足停滞部门的需求，则平衡增长约束不能引导经济通向静止状态。

从实证研究的视角看，Kuznets（1971）通过对59个国家国民经济结构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部门结构模型，指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产业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会发生变动。他对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吸纳劳动力越来越多的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服务业劳动比重稳步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①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对服务的中间需求扩大；②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国家生产系统的越来越复杂导致中央政府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