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休闲研究概述

（一）西方休闲研究发展概要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是第一位对休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提出的“休闲是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的”等观点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演化与发展。不过，就世界范围而言，现代意义上的休闲及休闲研究的大发展则始于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人们的闲暇时间普遍增多，人们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向往并且也有可能实现精神生活的满足；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对人的全面丰富性造成了空前的压抑。为此，西方学者首先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入手，探索休闲与人的价值及与社会进步的关系。1899年凡勃伦出版的《有闲阶级论》，尽管仍然有着浓厚的社会学气息，但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休闲与消费的联系，开休闲经济学研究之先河。半个多世纪以后，贝克尔（Becker，1965）和林德（Linder，1970）以其有别于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探索了休闲与工作、休闲与消费的关系，推进了休闲的经济学研究。布赖特贝尔（Brightbill，1960）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人们的休闲生活面临众多挑战。而杜马兹德尔（Dumazedier，1967）则乐观地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休闲时代。瑞典学者皮普尔（Josef Pieper，1963）的《休闲：文化的基础》一书尽管只有几万字，但却深刻而精辟地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

总体而言，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指示器，休闲标志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基于先进的生产方式、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社会福利、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悠久的休闲传统，西方发达国家休闲较为发达，休闲作为市民权利和消费者需求在其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此，西方休闲研究起步较早，队伍庞大，涉猎广泛，探究较深。经历百余年的发展，西方已建立了包括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休闲心理学、休闲行为学、休闲人类学、休闲经济学、休闲美学、休闲政治学等在内的庞大的休闲研究和教育体系。而就学科意义上的休闲研究而言，不仅学术概念源自西方，理论框架、研究范式、主要方法形成并演化于西方，且目前依然由西方所主导。

（二）中国休闲研究发展概要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休闲精神的存在以及有关“休”“闲”二字的解读由来已久，但“休闲”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还是近十几年的事。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里，休闲从一个知者甚少、支持者寥寥无几的研究话题，发展成为备受关注、拥趸者众多的研究热点，并努力朝着学科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我国著名学者、自称“望家”与“发起家”的于光远先生便提出要重视对休闲的研究。在社会上对“闲”“休闲”普遍存在传统偏见时，他最早指出，“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字眼”，是“同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字眼密切相关的事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不以我们当前的意志为转移”。在于光远以及成思危、龚育之等学术大家和学者型领导的积极倡导下，马惠娣等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倾力推动，之前以及之后从相关学科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也逐渐会集到“休闲”研究的大旗之下，相互碰撞、彼此交融。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休闲”这样一个在一些人看起来或许有些“另类”的主题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并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自己的位置。

在我国休闲研究的发展中，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历史机遇之外，就研究本身而言，有以下一些主要力量在推动。其一，是以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马惠娣等为代表的哲学、社会学人的努力。他们凭借对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运行的深刻理解以及浓厚的人文精神，敏锐地认识到休闲发展的社会意义，认识到休闲研究的学术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起便身体力行地倡导休闲学研究，并集中于“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在他们的努力和影响下，休闲不仅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唤起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并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学人的声音，建立了国际学术交流的网络。其二，是旅游等休闲分支领域内的研究者，以各自领域为起点，逐步延伸到休闲领域。例如，旅游研究者在对实践的追踪和前瞻性研究中，逐渐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