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云南少数民族四个村庄流动性案例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云南少数民族如何以流动作为生计模式，回应全球化市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历史上，流动对少数民族来说并不是新事物，随着全球化生产的推进和市场的全面渗透，少数民族人口更是被推着进入流动的常态中。流动作为生计策略，已经不仅仅是从农村、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出打工那么简单。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流动包含更加复杂多样的形式，除了为每日生活所需的日常短距离的流动外，从农村到城市和沿海地区打工、往返于城市和乡村的城乡循环流动、从家乡到外乡做农业雇工的农业季节性流动、从国内到国外做工或耕种的跨国流动、水库移民和从移民点到老家的回流与耕种等，这些流动生计跨越了过往的许多边界，包含空间、地理、社会和资源。少数民族世代生活在相对偏僻的山地，虽然在传统上他们的生计与流动密切相关（如轮耕），但过去的流动仍固守土地。而今天他们的流动已经趋于多样，不论是出于自愿寻求更加多样的生计形式，还是迫于国家发展的水库移民，这些流动已经让处于边疆山区的少数民族跨越传统以农牧业维生的生计方式，流动作为生计已成为其生存的重要形式或补充。

而流动作为一种能力，占有不同资源的不同阶层和人群在流动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流动”并非“户籍松绑”那么简单，需要有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的）与公平的保障作为基础，而社会身份恰恰是这些附着在流动人群身上的一系列条件和背景，规定他们可以在多大层面自由、安全和有尊严地流动。在民族、阶层、代际、性别交叉的社会分层中，流动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也是多样而复杂的，不同社会分层及其流动特征影响不同人群的流动结果。当少数民族人群离开他们的土地在城里和他乡寻求生计的机会，他们往往经历不稳定的流动且获取仅够生存的资源，而流入到他们家乡土地上的资本则获取了更大的利益。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流动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影响是不一样的：对年轻女性是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和机会，而对已婚女性则更多是家庭和社区责任，甚至是牺牲。但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他们流入的城里或异乡，都填充了非正规经济的每个角落——他们的生产和再生产多以非正规的形式来安排。

流动不仅仅是活动范围的地理位置和生计方式的改变，还直接涉及生存、保障和公共服务、身份、文化适应与社区关系的建立和融入等一系列相关联的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坐标的移动。在流动中人们的机会和选择或扩展或受限，或被接纳或被排斥。复杂的流动生计方式以及相关的系列问题已经超出流动形式的本身而附着在流动之上。城乡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结构性差异，使处于流动中的少数民族需要跨越不同的鸿沟。本书研究所揭示的是，在流动过程中少数民族正是运用已有的社会文化纽带、亲缘和地缘关系编织着外出流动的安全网，去补足社会保障和文化适应的不足，在自己的民族、代际的亚文化圈中寻求更加“安全”的空间。不过这种“安全”是一种长期的形态还是过渡时的选择？没有唯一的答案。

本书研究进一步说明，少数民族流动有着广泛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无论是宏观全球资本经济和生产发展的影响，还是中观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化，全球化不仅深刻影响大城市和中心地带，少数民族和边疆区域也没有因为地处交通和地理的“边缘”地带而得以逃脱，这进一步印证了“边缘”和“中心”的相对论。如今很难有一块净土可以逃离全球市场化的魔咒，因为土地、资源已成为全球市场角力的场域。全球化生产带来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往往是使祖祖辈辈居住在那一方水土上的人们的生计被打断，引发进一步流动甚至动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流动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生计的决策，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相连。作为处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保存边缘状态的少数民族，要在全球资本激烈进入的社会过程中安全地持有和利用自己的资源（包括自然、劳动力和文化），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权利，保护应有的利益，并在长期持续生计中处于合理的位置，这一切已超越他们祖先世代留下的在自给农耕系统求生存的经验，他们必须在陌生的市场、城市和国家的政策中寻求并开拓新的空间。

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