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政策效果的研究上，传统方法集中于财政政策乘数。^[1]大衰退以来最新一轮关于财政政策效果的研究，并没有消除分歧和形成实质性共识。例如，在影响最大的三篇文献中，Romer（2010）认为减税乘数显著为3，而Barro和Redlick（2011）则认为暂时性军事支出的乘数仅为0.6～0.7，Ramey（2011）则认为财政支出乘数为0.6～1.2，而时机是识别财政政策乘数的关键。

从最初设计的效果来看，财政政策乘数研究可能会存在明显缺陷。一是财政政策乘数是动态的，在不同时期对产出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意味着其自身会导致产出波动问题（Ramey，2011；Leeper，2010）；二是财政政策最早是用来平抑经济周期的，但乘数研究只是论证了减税或者财政支出具有增加产出的效果，而并没有分析这些政策变化是否真的有利于缓和经济波动。也就是说，乘数研究仅仅论证了财政政策的工具合理性，而并没有论证财政政策的政策合理性。关于财政政策周期特征，方红生（2009）综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文献（2006年之前），本文则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分析。虽然本文也涉及前面部分文献，但是对这些文献的理解正在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而悄然变化。

一 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研究：一致结论

财政政策周期特征是研究财政政策效果的新视角。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研究主要采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观察财政政策（支出、税收、税率等）是否与特定经济体产出变化的周期特性相合。最早的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研究集中于拉美国家（Gavin和Perotti，1997），后来逐步扩展到OECD国家（Lane，2003；Abbott和Jones，2012）、石油国家欧佩克（Erbil，2011）、发展中国家（Talvi和Vegh，2005；Ilzetzki和Vegh，2008）和全球经济体（Frankel等，2013）。这些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呈现顺周期（Procyclical）性，而在发达国家呈现非周期性（Acyclical），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财政政策的反周期调控功能设计形成鲜明对比（Alesina 等，2008）。

作为顺周期调控的主体，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顺周期特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Gavin和Perotti（1997）最早发现与以OECD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逆周期或者非周期特征相比，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征。这一结论随后被更多的文献，以更丰富的方法和更新、更长的数据所证实（Thornton，2008；Alesina等，2008）。Erbil（2011）发现，在控制反向因果之后，无论采用政府支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非石油收入还是非石油初级平衡，28个产油发展中国家1990～2008年的财政政策总体上都是顺周期的。从分组数据来看，财政支出在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组是顺周期的，但在高收入国家组则呈现逆周期特征。Frankel等（2013）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财政政策的周期特征进行了系统描述，当发达国家基本实现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或者至少是非周期调节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基本上还处在顺周期的状态。这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系统转变，即所谓的“顺周期毕业假说”（Graduation from Fiscal Procyclicality）。在1960～2009年，9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都是顺周期的，而财政支出逆周期的发达国家超过80%。分阶段观察其动态，从1960～1999年到2000～2009年，由21个发达国家和73个发展中国家构成的样本中，执行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国家从23个增加到41个，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数目从6个增加到26个，但中国和印度不在其中。

在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研究中，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现着不同的图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财政政策总体上是逆周期的：在繁荣期财政支出收缩，在萧条期财政支出扩张，财政需求调控起到了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但是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其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财政支出不仅没有缓和周期，反而放大了经济波动。这是对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研究结论的基本共识。

二 财政政策变量选择：支出还是收入

与作为共识的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结论相比，政策变量的选择存在诸多分歧。

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研究的核心是确认财政支出的周期部分与经济增长周期部分的关联模式，首要问题自然是确认经济增长的周期分量。现有的关于产出波动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采用增长率的标准差（Lane，2003；Talvi和Vegh，2005），二是采用HP滤波法消除GDP增长率趋势后剩余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