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人的信任问题开始成为国内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关的研究论文（张建新、彭迈克，1993；陆小娅、彭泗清，1995；彭泗清、杨中芳，1995；彭泗清，1997；杨宜音，1999；彭泗清，1999；杨中芳、彭泗清，1999；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日渐增多。信任像空气一样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福山（1998/1995）在其《信任：社会德性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更是将信任提高到影响和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层面加以强调和肯定。但是，关于中国人的信任问题，无论是在理论和学术的研究探讨中，还是在信任本身概念和意义的分析建构中，都始终存在众多的分歧（彭泗清，1999；杨中芳、彭泗清，1999）。其中一个方面的分歧就是关于中国人相互之间是否存在信任以及存在何种信任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一问题是关于中国人信任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将为有关的其他方面研究如信任产生形成的机制、信任的特点类别及信任行为等奠定良好扎实的基础。过往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人信任问题的分析研究多从此处开始着手，并形成了影响持久广泛的理论观点。例如，韦伯在关于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涉及信任问题时就明确指出，中国人彼此之间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并认为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韦伯，1995/1920）。汉密尔顿在研究“何以中国无资本主义”的问题时着重分析了以“行会”形式存在的近代中国商人组织，指出个体商人的市场可信任度完全取决于这个商人所归属的行会组织，而这种行会组织是依据乡亲族党的联系来组建的，因此一个商人的可信可靠及商业上的成功最终是建立在乡亲族党的关系之上（汉密尔顿，1990）。福山则更进一步将人际信任扩展到关于社会信任的分析探讨之中，认为在中国、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一切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族基础之上，因而对家族之外的其他人缺乏信任，这样的社会就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也就是一种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福山，1998/1995）。

信任作为一种在后天社会交往活动中所习得的对周围其他人行为表现的预期（Barber，1983），其本身自然摆脱不了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构成的制约和影响，从而表现出因时因地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对于中国人的信任而言，在多变性方面，虽然过往有许多研究都认为中国人缺乏对外人的普遍信任（斯密斯，1894；柏赐福，1916；韦伯，1995/1920；汉密尔顿，1990；福山，1998/1995），但是近期的一些研究则表明中国人对外人的普遍信任正在发生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的转变（张建新、彭迈克，1993；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在复杂性方面，近期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中国人信任结构的构成有其本土和多元的特点，与西方人的信任结构构成有较明显的差别（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郑伯埙，1991）。

有关信任的研究也表明，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迁转型存在明确的互动关联，信任本身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Luhmann，1979）。当社会发生变迁时，信任本身的内涵及功能也相应地会发生改变。对这一问题，杨中芳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梳理和概括，并指出关于中国人信任的研究应“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对原有的人际信任产生的强烈冲击”，而“不必以西方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社会变迁的蓝本”（杨中芳、彭泗清，1999）。这一主张对于眼下方兴未艾的中国人信任研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切合现实的指导意义。

依上所述，本文将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来集中探讨当代中国人信任的基本结构、属性特征以及内在的相互关联，尝试对中国人相互之间是否存在信任以及是否信任外人等问题进行初探性的回答。

一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中国人的特殊信任：自家人与外人

在韦伯关于中国人信任的论述中包含了一个对今天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并实际产生了显著影响的论断，即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得以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因此对于那些置身于这种血缘家族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即外人来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