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在物质资料生产上取得了超过过去一切时代的巨大成就，但是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大自然的掠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利用，造成了大量的环境破坏和生态问题。这些问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步被一部分有识之士所认识，比如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她撰写的《寂静的春天》^[1]一书引领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同时在经济学界，以自然资源开发和自然环境保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环境经济学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这一新兴的经济学科对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自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伴随着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自然环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地退化。时至今日，自然环境的恶化已经日益成为妨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环境经济学势必要为我们攻克这一课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应该建立在何种理论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外部性理论”基础上，抑或是建立在激进生态主义的“环境至上论”基础上，还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我们认为源于中国现实，指导中国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只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原因在于不管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激进生态主义都不可能为其提供理论基础，首先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之所以不合格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这种带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不能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性理论。其次是激进生态主义，激进生态主义者提出的所谓“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经济政策不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经济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作为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途径，靠限制增长来保护环境不是中国的理性选择。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尝试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分析环境问题。以美国学者福斯特（J.B. Forster）等人为代表的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Ecological Marxism）就是进行这种尝试的重要力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要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们挖掘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生态经济思想，比如福斯特的名著《马克思的生态学》^[2]就是这类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他们指出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无止境地追逐而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是造成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症结所在。^[3]一些亚洲国家的学者也进行过一些尝试，比如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所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公害》^[4]、《公害的经济学》^[5]两书是他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用于分析当时对日本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公害问题”（即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工业污染泄漏事件）的理论成果。在国内研究方面，许涤新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我国的环境问题^[6]，并建立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开始了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我国生态问题的探索。刘思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7]、刘静暖的《自然力经济学》^[8]则代表了我国这一类研究的最新成果。

但是，这些研究从分析方法上看，表现出过度依赖哲学的特点，纯正的经济学方法使用的反而很少，使得这些分析缺乏扎实的经济学基础。此外，偏重定性研究，缺乏定量分析，也是其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造成这些局限的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本，无外乎这些研究都没有真正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即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缺了劳动价值论这个基础，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很难获得深入分析、定量分析所必需的理论工具了。

不难发现，构建环境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的最大难点在于回答以下问题：“如何界定污染物的劳动价值”，或者说“污染物是否具有负价值”。少数研究者曾尝试对这一问题给出回答，比如刘静暖^[9]提出“（污染物的）负价值是反效劳动在产品中的凝结，是对人类正价值的抵消”。但是，这些尝试一般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它们局限在单一生产的假定前提下讨论问题。一旦突破单一生产的局限，在联合生产视角下许多问题就会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