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我国是猪肉生产与消费大国，生猪饲养量和猪肉消费量均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左右。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兽药特别是抗生素类药物，作为饲料药物添加剂在治疗和预防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及非传染性疾病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兽药在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病的产生、遏制生猪潜在的流行病传播、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与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科学地使用兽药，对保障全社会充足的肉制品供应具有积极的意义。相关数据表明，除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外，用于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动物生长的抗生素类药物在全部抗生素使用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估计，大约有一半的抗生素用于食品动物^［2］。然而，抗生素类药物作为促生长剂会引起病原菌耐药性并可能残留在动物体内及其产品中^［3］。大量证据显示，兽药残留作为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畜禽产品风险危害的主要来源^［4～5］。一旦过量使用甚至滥用抗生素类药物，动物体内的兽药残留将对人体产生急慢性毒性作用，引起细菌耐药性的增加^［6］，且未被动物吸收的抗生素以原型排出，经由土壤、水体等途径被植物吸收并累积^［7］，导致耐药细菌在食物链体系中蔓延，从而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8］。事实证明，当人类感染某些耐药性病原体后，死亡率大约提升50%。2011年在全世界的1200万起结核病病例中，63万例涉及耐药结核菌株，即便使用昂贵的药物治疗并接受最佳护理，此类患者中也仅有略多于50%的人能够痊愈^［9］。

基于此，国际组织与诸多国家均规定了兽药最高残留量标准。丹麦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终止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的使用，在禁令颁布实施后丹麦农场和肉类中的抗生素耐药性降低了，同时家畜家禽的实际产量也有所提高。同样我国也根据国情分别实施了《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动物药品法》《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并逐步完善了兽医防疫检验、兽药及其添加剂在动物食品中的残留检测等方面的技术法规，但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兽药残留严重超标的问题仍时常发生^［10］。

目前我国兽药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重心在市场环节的兽药经营，忽视了对兽药使用终端的养殖场（户）的监管。实际上，处于猪肉供应链源头的养殖户的理性是有限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养殖的基本目的的。当养殖户的利益与猪肉质量安全的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性的养殖户总是以满足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由于在生猪养殖的过程中，政府监管机构并不能也难以实现全过程监管，无法快速、便捷地检测生猪的兽药残留是否超标，消费者更无法辨别猪肉的潜在风险，更易诱发养殖户突破道德底线，不当甚至违规、违法地使用兽药^[1]，因此直接影响了猪肉的质量安全水平。因此，研究生猪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在源头上探求猪肉安全风险的治理路径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兽药使用行为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本文的研究以养殖户是否超量使用兽药、是否人药兽用、是否遵守休药期为重点，对养殖过程中的生猪防疫行为和兽药使用记录档案等情况进行分析，为规范生猪养殖户的行为，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基于现有的文献与作者在调查过程中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生猪养殖户不当甚至违规、违法地使用兽药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超量使用抗生素类药物。祁诗月等^［11］对生猪养殖场抗生素使用情况的调研发现，83.30%的养殖户超量使用抗生素，生猪粪便中检测到抗头孢氨苄的细菌比例高达49.12%，而且在生猪幼龄期为了防病及促生产而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导致幼龄期生猪的粪便中检测到的多重抗性基因比例明显高于成熟期的生猪。王云鹏等^［3］对畜牧养殖业主使用抗生素的调查显示，饲养场滥用抗生素的现象相当严重。高旭东等^［12］以羊肉、牛肉、鸡脯肉、三文鱼为样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出鸡脯肉和牛肉中四环素类抗生素残留量均超过国家标准限量。张玮、魏建忠等^［13］对规模养猪业主饲养健康猪的调查发现，健康猪携带的沙门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已相当严重。现有的科学研究显示，对生猪等长期使用或滥用抗生素所引发的耐药菌的生长和抗药基因的转移，将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