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概述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流动大潮不仅规模大、持续时间久，而且具有流动空间跨度大的特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2年全国2.6亿流动人口中，乡外县内的流动人口仅占20%，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达到46.8%（中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比例甚至达到62.5%）。^[1]以此可以推算，受到这一流动影响的农户也数以千万计。那么，这些受流动影响的农村家庭的代际间交换将会发生哪些变化？

关于代际交换，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认为被费孝通先生概括为“反馈模式”（费孝通，1983）的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模式，就是亲子两代之间基于公平原则展开的跨时空的交换关系。换言之，亲子两代之间终其一生的关系都可视为交换关系（郭于华，2001）。

而王跃生则认为，反馈模式是不能用交换关系去解释的，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育行为以及壮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行为，都不是交换关系。只有发生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的才是交换关系（王跃生，2010）。

笔者认为，代际交换应该既有代际间在相同时点发生的“即时交换”（immcediate exchange），也包括亲代提供支持后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获得回报的“延时交换”（deferred exchange）。王跃生的定义把交换限定于即时交换，偏于狭窄，因此，本文采用的代际交换概念除了“即时交换”，也将抚育和赡养这一延时的“长远互惠”关系包含在内。

2000年以来，中国有关流动对农村家庭亲子交换关系影响的研究渐多，内容涉及代际交换的强度和流向、交换模式的变化以及谁从这种交换关系变化中获益或受损等。

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代际交换均衡是否被流动所打破？

一种观点认为，受流动影响的农民家庭，其代际间交换基本是两相平衡的，只是交换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支持方面，以从子女向老人（自下而上）的流向为主；而在生活照料方面，则以从老人向子女（自上而下）的流向为主（宋璐、李树茁，2006）。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今农村代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失衡，出现“父母责任大而子女义务轻”的“恩往下流”（贺雪峰，2008）。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谁从这种代际交换的变化中获益，谁受损？这有三种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子女外出务工增加了给亲代的回馈，起码改善了亲代的经济福利（张烨霞等，2007）。外出打工能提高留守父母大病的潜在就医能力（叶敬忠、贺聪志，2009）。换言之，亲代从流动变化中获益。

也有研究者指出，尽管子女外出务工有对父母经济供养增加的效应，但是改善有限，且获益不稳定（叶敬忠、贺聪志，2009；王全胜，2007）。多数情况下，子代对亲代只提供基本的物质支持，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呈现弱化甚至出现逆向趋势（肖倩、杨泽娟，2010）。

主张代际交换严重失衡的学者甚至认为，代际之间不仅是“恩往下流”，甚至出现子女剥削父母的“代际剥削”（贺雪峰，2009，2010）。

折中的观点则认为，尽管流动打破了代际交换的原有均衡性，但这种变化对亲代来说是利弊相间的。子女外出既改善了农村老人的经济福利，同时也削弱了其对老年父母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支持，且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李强，2001；杜鹏，2004；张文娟、李树茁，2004，2005；姚远，2001）。

本文想进一步探讨：受流动的影响，农村家庭代际交换关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代际交换关系的变化对不同代位利益有何影响？似乎本文没有提出新的问题，但在对以往某一交换选项研究的梳理比较的基础上，对代际交换的变化以及变化机理做一个系统、综合，同时也更为深入的分析。

本文研究采取文献分析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素材是笔者过去数年对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陕西等省二十余个农村社区的调查和受流动影响的家庭、个体的访谈，同时还使用了其他研究者提供给笔者的社区调查资料。^[2]

文中所分析的文献大多是基于人口普查和大型人口调查所做的研究报告，数据采集信度较高，但也存在某些不足：所选研究交换关系或局限于年轻的打工者与留守父母之间，或是局限于老年亲代与他们外出的子代之间。如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2004年所做的“农村流出人口对老年人生活影响”、2008年所做的“劳动力外出过程中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其调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