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为什么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选择了太仓作为研究对象？15年前，我们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有很多考虑的。有一些地方发展比太仓还要快，经济成绩也比太仓突出，但我们唯独选择了太仓。当时的考虑是，太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好，例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人民受教育水平等，那个时候就做得很好，城乡差距相对较小。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看到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或者说产生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城乡一体化。苏南模式最早概括的时候，是从乡镇工业的所有制形式意义上来讲的，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当时是从资本积累是依靠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或对外加工经济意义上来讲的，现在这种区别已经几乎不存在了。那么今天说苏南新模式或者说苏南新经验，它的新内容究竟是什么？城乡一体化发展可能是个新的内涵。这次来到太仓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太仓究竟处在现代化的什么阶段？按照小平同志讲的，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人均GDP来看的话，太仓恐怕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太仓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6万美元；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太仓人均GDP也将近1万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可能更高。这就是台湾地区、韩国前几年的水平。

现在，全国都在讨论，总体实现小康以后，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中间是个什么阶段？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中，用什么来描述这个阶段？最初，我们确立了到2020年的阶段性，就是“全面建设小康”，但“全面建设小康”还不是一个容易被国际上理解和接受的阶段概念。从全国来讲，我们说，现在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经济结构标志，就是在GDP当中，农业产出的比重已经降到10%左右。但从就业结构来看，农业劳动者在全部从业人员中还占40%，从城乡结构看，农村常住人口还占全国总人口的45%。也就是说，我国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滞后于工业化过程。农民数量多，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这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诸多难点中最大的难点。这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当前发展阶段的判断，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表述，就是“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根据这个判断，从太仓的现实来看，太仓是走在这个时期的前面的。太仓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已只有7%，农业产值的比重已不到3%。可以说，如果只按经济指标，太仓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这就是我们要的现代化的全部目标吗？我们以后的路，应该往哪里走？

小平同志对发展阶段问题的深刻思考，有两个大的思考，第一个就是现代化“三步走”的蓝图，这个大家关注得比较多，也比较熟悉，而且在不断地计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走到那一天；另一个是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时说的体制建设发展阶段的设想，对这个问题我们深入思考得还不够。小平同志说：“恐怕再有30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各项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也就是说，当时他在设想，我们要加快发展，大胆地闯，大胆地实验和探索，但是经过一个发展的阶段，各方面的体制要逐步完善和稳定下来，也就是他所说的“更加定性化”。而且，是“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不是单讲经济制度。

从太仓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定型化，当然还要进一步完善，但可以说基本定性。但是，在社会体制方面，比如收入分配体制、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户籍制度等，能不能说我们具备了定型的基础条件了？我看还很难。我们要破除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的二元结构，也包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社会体制方面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当然，这不是短期能做到的，要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但我们建立新体制时，要有长远的考虑，不仅是权宜之计，要为逐步“定性化”奠立基础。

这次来到太仓，看到金融危机对太仓的负面影响很小，很高兴。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在不断地加深，而且我们和美国的风险传导的方向不一样，他们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