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是近现代中国的常新话题，但仅仅在工业化/现代化起飞后的今天，终于具备了所有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然而，让新农村建设变得迫切的因素，同时也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因素。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利益差异导致的共识不足，正在影响新农村的推进。从现代化发展阶段演进探究新农村建设的历史逻辑，进而展现前景，将有助于凝聚共识，促进新农村建设。

一 新农村建设背景：从“取”到“予”的根本性转折

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要求的新农村建设，位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任务的第一位。这是由“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现代化起步阶段，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现代化起飞阶段演进的必然。

图1给出的1952～2006年GDP结构显现，1952年，一、二、三产的比重为50：21：29，传统农业居首；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开始稳定地超过农业，70年代末接近50%，农业降至30%左右；此后20余年，第二产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第三产业更多地替换第一产业，至2006年，一、二、三产的比重为39：49：12。若按最后10年（1997～2006年）间农业占比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的趋势，不出10年将进一步降至5%左右。

图1 1952～2006年GDP的产业结构

图2给出了这54年各产业增加值增长趋势。以通常认为的改革开放端点1978年为分界，前26年一、二、三产年均增速分别为2.05%、11.04%和5.47%，人均GDP年递增4.03%；后28年一、二、三产年均增速分别为4.61%、11.36%和10.69%，人均GDP年递增8.46%；54年合计，一、二、三产年均增速分别为3.37%、11.21%和8.14%，人均GDP年递增6.31%，显现了工业化起步和起飞的良好态势。

图2 1952～2006年各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和人均GDP年递增率

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1]，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完成，现代化由“起步”阶段进入“起飞”阶段，理应改善的农民收入，却没有能够保持住80年代前半期向城镇居民收入快速靠拢的态势。除了90年代中期短暂的3年，至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8：1（农民为1），甚至超过了1978年的2.57：1（见图3），若加上社会福利差距，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大。1978～2006年间，农民收入以年均7.03%（按可比价格计算）的速度递增，农业产出表现良好，人均净值年递增3.66%，比发展中国家平均1.63%、世界平均0.68%、发达国家平均-0.13%均更出色（见图4）。

图3 1978～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图4 1978～2006年人均农业净值的国际比较（以1978年为100）

作为结果，此期间人均每日食品消费热量年均递增1.09%，比发展中国家平均0.74%、世界平均0.51%和发达国家平均0.26%更出色；绝对量自1978年起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拉开距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稳定地超越世界平均水平（见图5）。

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食品净出口指数始终保持在0.4左右，尤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后的5年（2002～2006年）间，食品年均净出口120亿美元，比入世前5年（1997～2001年）的净出口水平增加了2/3（见图6）

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农民在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及其组织保证形式集体化/人民公社体制下，主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本应随后出现的工农并举或以工补农格局却迟迟没有出现。尽管人民公社解体，土地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农产品早已经自由流通，但是以农民工就业同工不同酬、^[2]农民土地权益受侵犯和农民微型小型企业创业障碍为主要形式的农民与非农民集团要素收益率的“剪刀差”，让农民承受了比产品/收入剥夺更严重的要素/财产剥夺。在城市中低收入人群逐步失去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权利的同时，农民整体长期未被赋予这些权利；在一些时期和一些地方，农民还承担了与收入不相称的沉重的税费负担。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图5 1978～2005年人均每日食品消费热量的国际比较

图6 1980～2006年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进出口金额和净出口指数

与台湾相比，大陆现代化发展的起点更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GDP台湾高出大陆40%；^[3]相应的，先于大陆20年，台湾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现代化起飞后，1972年即废除了“工业挤压农业”的“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