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

发展是现代化话语中一个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在现代化话语语境下，“发展”的内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而是源自17世纪以来欧洲的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进步”、“进化”的观念，并在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其他地区和社会的援助和贷款项目实施过程中日益成型的一套“战略”、“规划”和“方案”。在这种“发展主义”的模式内，“发展”包括了诸如工业化、城市化等内容，这些“××化”是现代化的一些方面，而现代化本身，却只有一个：西方的现代性的实现或扩展过程，其他地区和社会的“发展”（或“现代化”），不过是源自西方的这个现代性的（褒义地说）扩展或者（贬义地说）扩张而已。

吊诡之处就在于，即使是批评“发展主义”，或对现代性带有批判性的理解，也常常是以欧洲的“发展”为蓝本和依据的；即使这些批评和批判看到了欧洲以外的发展，包括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积极的接受、融合、创新，各种形式的怀疑、抵抗，等等），也主要是将欧洲作为“发展”的原生形态，欧洲以外的变迁无非是如何受到西欧的发展模式的影响罢了。

换句话说，发展主义语境下的所谓“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是在现代化话语语境内，如何以欧洲近三至五百年的变迁模式为依据，又如何学习、模仿、追踪欧洲模式的过程。

比较典型的“追赶”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的“脱亚入欧”，以及20世纪前半段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志士仁人“寻求富强”的种种努力。但是真正将“发展”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由国家推动的“赶超战略”和建设规划，并因此使之成为压倒优势的“发展主义”话语，是二战以后。那时，一方面是“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复兴的推动作用和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援助（包括发达国家派出的专家对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设计与顾问），另一方面是前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采用的“赶超”战略。尽管它们之间有许多差别，但有一点是类似的：“发展主义”的关注点，在于经济（特别是以GNP/GDP和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增长和财富（以财政、税收和总产量为标志）的积累，而支撑“发展主义”的理念，是源自启蒙时代的线性进步观和历史阶段论。

线性进步观的关键，不只在于其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认为历史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主线”的“宏大叙事”。历史的阶段论确信社会的“进步”是按照既定的步骤或阶梯由低向高逐渐演变的，它背后贯穿的“主线”无论是黑格尔式的“逻辑”，还是宏大历史的“线索”，都预设了社会（其实是民族—国家）具有某种内生性或内发性的进步因子，尽管可能也会有“突发事件”（政变、革命、战争、瘟疫等）一时打乱这条发展的“主线”，但是历史不可能跳跃，更没有什么“断裂”，充其量是延缓了或加快了进步的步伐。

这样，才有了关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的区分，以及如何由前者走向后者的“发展方案”：现代化、工业化、法制化、城市化；也才有了“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欠发达社会”，以及“高度发达社会”、“中度发达社会”、“新兴工业社会”等等类别和概念。

是在“发展主义”话语框架内，不仅在理论上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贫困问题”，而且也在政策上有了“减贫计划”或扶贫项目。贫困，绝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指标就能测量的“客观事实”，更不只是如何使这种测量更“精确”、更“科学”，而且也是在“发展主义”话语中才有意义、才可操作的“难题”。不论这些援助项目设计得多么周密，这些咨询专家工作得多么努力，但他们大都怀有现代化的普遍主义的信念和科学主义的素养，试图把按照普遍主义和科学主义设计的方案套用到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去指导各国各地区各种项目的实施。由于在“发展主义”的框架下由发达社会的政府和专家们为“发展中”（或欠发达）社会设计出来种种方案，在二战后几十年的实践中一再遭受挫折并引发出许多新问题，才又迫使人们去考虑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或者，即使有所发展，也要么是“依附性的”，要么是“破坏性的”，以及怎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