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面向中国，面向实际，面向基层

朱新梅：我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差距很大，从中国城市化进程来看，农村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教育该怎么办？

黄平：农村教育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教育界和社会各界都花了很大的力气，花了很多钱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普六”、“普九”、危房改造，希望工程等。但是问题是，在树立新的发展观以前，发展重心过于偏向沿海、城市，教育基本上是以城市和精英为中心来安排的。

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那是从中国发展的长远目标来说的。落实到具体，包括从教材到设备到投入，结果是过于偏向城市，偏向重点学校，偏重高等教育，使得基础教育比较薄弱，非重点学校比较弱，农村和偏远地区就更薄弱。

第二个问题，不是只资金、区域、城乡关系方面有偏颇，而且在教育理念上过于强调标准化、国际化、接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孩子学习了很多所谓标准化的知识。其实，除了农村教育受到忽略，基础教育受到忽视之外，即使那些考上大学的孩子也学了许多农村不需要，至少相当一个时期内不那么迫切需要的知识。相比之下，技能教育就很薄弱。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用行政的、强制的、简单化的办法手段来贯彻、推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取向，让搞导弹、原子弹，搞尖端技术的科学家也去识别韭菜和小麦的区别，那确实是简单化了。但现在我们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让孩子们学了一大堆与世界接轨的东西，去追求奥林匹克物理奖、数学奖，然后都想考清华、北大，考托福出国。我们当然需要尖端知识，也需要更多的人能够深造，国内的大学有一流的最好，更多的孩子能出国也很好。但是，我们的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孩子都培养成华罗庚、童第周、牛顿、爱因斯坦，而是要把众多的孩子培养成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人，培养现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人。

其实，现代教育从技术上说，无非是因为有些知识需要趁早学、连续学、集中学。除此技术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通过教育把每个人培养成具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人格力量的人，也就是把自然人变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所以教育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是应该社会最需要的德性、知识和技能。

我们在理念上要弄清，我们为什么要办学？因为我们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需要把自然人培养成现代公民。现代公民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是社会的构成单位。什么是公民？他不仅是生产者、消费者，更重要的是遵纪守法、纳税、能够维护社会得以运转下去的基本成员。把自然人变成现代公民，他们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公民知识、业务技能和道德品质，这些知识技能和品质以前可以跟着父母学，向私塾教师学点琴棋书画、四书五经，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需要学很多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就必须趁早学、集中学、连续学。这是办学的意义，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为了成全少数几个尖子而让多数孩子做铺垫甚至牺牲。

朱新梅：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要培养劳动者，它的意义何在？

黄平：能上大学的，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少数。现代化国家也并非就只需要博士研究生，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助手、助理、技术人员乃至勤杂人员。面向未来并不只需要一种高级人才，一个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是需要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

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将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小平同志说是至少一百年，这期间我们需要大量的实用型人才。教育系统封闭运行是不行的，因为一个学校是那个社会有机的部分。教育应该培养社会最需要的人，培养初级阶段一百年内最需要的人才。可以算一个账，我们十几亿人需要多少工程师，需要多少个袁隆平，多少个技工。算这个账，就知道应该办什么样的学校。现在我们的就业人口（包括农民工）中，技工只占3%左右，而我们需要60%！这差得太多了！美国是所谓发达国家，技工还占就业劳动力的30%多呢。

这些年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都过于简单化了，包括理解小平同志说的“三个面向”。拔苗助长是没有用的，还是要实事求是，中国特色，还是要讲初级阶段至少100年。教育面向未来是对的，但我们也不仅为100年后培养人才，也要为现在这10年、20年、30年培养人才。教育不仅是面向世界，也要面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