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少数民族地区做过一些调研，主要是关于少数民族女童失学问题的。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在贫困地区基本上还是“将来时”，很多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能够保证六年就不错了。其实这六年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包括校长、老师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支或代付，县乡干部每个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出来，还有希望工程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慈善捐助等等……

这些年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由于特别强调入学率，把它作为考评干部政绩的一个指标，因此一些地方在一年级新生报到的那天，95%以上的适龄儿童都来了，但好多孩子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我在甘肃、宁夏、四川等少数民族山区调查女童为什么失学，其中当然有气候、地理环境（山高路远）、经济贫困等等自然和经济原因，但是，孩子们特别是女童辍学也有文化、历史的原因，譬如按照有的传统，女孩子到一定年龄就不适合到公共场所去；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究竟我们的教育要干什么？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是会算账的，一个孩子在学校并非只需要交给学校的几十块钱杂费和书本费就行了，对于许多山区的农户家庭，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开支，不止是账面上的这几十块钱。而且他们还要算一个机会成本。如果孩子不上学，三年级就回来，可以帮助养猪，帮助做饭，帮助劈柴，帮助带弟弟妹妹……这些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外出打工的机会多了。如果一个家庭是哥哥出去打工或者父母出去打工，家里的小姑娘也就比较早地进入生产领域。第三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孩子的家长要算：一年几十块，六年或者九年就是很大一笔投入，而且在这期间还不能干劈柴、做饭、喂猪、带弟弟妹妹等家务或农活（特别是推行集中办学以来，山高路远的孩子们要么只好住校，那就意味着不仅不能干这些家务和农活，而且住校的费用一般是每月200多元，一年下来近3000元，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实在太高；要么就只好辍学了！）。六年或九年之后发现学了一堆没什么用的知识。他们会想，我们这个村学校的质量也不怎么样，以后肯定是考不上高中的，学了的东西反正也是会忘的，与其六年或九年以后变得傻咕拉叽的，还不如学它个三年，学到些最有用的就回来了，能认两个字算两个账就完了。老百姓从直接的经济成本到潜在的机会成本一直到预期的实用性都计算进去了。

我两个月以前在甘肃调查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要与我讨论一个问题：湖北发生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干部、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体现毛泽东的一个教育理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50年代主要还是志愿去，到了“文革”时就变成了自上而下用行政办法，带有很大的强迫性。当时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属于文化部系统的诗人、作家、画家、艺术家们，好几千人都在这个“五七干校”。就是在两个月前，湖北宣布要把“五七干校”作为文物。上海朋友这个电话说，据他们所知，文物局以前定义文物的时间是辛亥革命之前，后来有所突破，但也是1949年以前。文物局认定的1949年以后的文物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湖北这是搞了第二个1949年以后的“文物”。湖北和上海方面提出一个问题，就此“征询”我的意见：是不是这个“文物”（“五七干校”）为知识分子包括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什么贡献？这个“五七干校”算不算一段历史的记忆或一个纪念碑？

我觉得，要说贡献，“五七干校”可能不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后者主要是让城市的青年插到村里社里，与普通村民一起生活和生产，而前者基本是圈一块地出来，让干部和知识分子集中劳动，并没有真正做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当然，“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两个东西后来都被认为完全是负面的，“变相劳改”或“变相失业”呀，“虚度青春”呀，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都不说了：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如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其实并没有解决。我们今天很容易说毛泽东的做法简单粗暴。但是，我们也应该记住，1949年以后，把作家、艺术家、诗人通通“包下来”，全部给一碗饭、一个固定职业，到文联、作协等处拿工资，享受干部待遇，生老病死没有后顾之忧，而解放前他们是靠自己，三四十年代还经常有失业和断粮之虑。本来“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