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这个话题其实是社会学很早就关注的。马克思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强调：人们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与他们生产什么一致，也与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9世纪50年代他又进一步阐述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制约生产的辩证法。这个思路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既人们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但这几年来，我们反倒不太注意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学领域里的意义和在整个社会研究领域内的贡献了。

我记得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有一段话：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我觉得这样一个思路应该是今天我们研究生活方式变迁、研究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当然，社会学研究和生活方式研究也不止马克思这一个路子。这些年我们比较强调韦伯的传统，甚至有点过分强调他的理论的作用，大概是因为以前我们对韦伯了解很少的原因吧。韦伯的理论当然是我们社会学一个重要理论和脉络。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假说性的命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关，而资本主义精神又是与当时的宗教改革、新教伦理有关。而这样一个假说，如果按照今天我们社会学所说的实证研究来说，韦伯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做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也没有大量的数据，特别是各个国家的数据。这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思想，是对社会和经济变迁方面的假说（直到今天，很多西方社会学家还是把他放在一个经济学家甚至是历史学家的位置上）。他这个理论是说新教伦理培养出资本主义精神，然后才有我们现在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理性化、科层化。新教伦理强调勤俭节约的品质，这种品质培养出小企业家、小手工作坊主，产生出这样的小企业家文化。这种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滋润了后来的“现代社会”（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韦伯做研究用的是“理想型”的范式，尤其是隐含了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极度的失望；甚至也隐含了对理性化尤其是过于工具理性——其特殊表现就是科层制——的警惕。

但我们在研究韦伯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两点。第一个忽略是，韦伯早期所做的研究，至少主观上并不是对马克思的研究的否定，而不过是研究他还没研究的、逻辑上在资本原始积累、阶级冲突与转化之前，宗教、精神、伦理的东西怎样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起点，这也可以是对马克思研究的一个补充，是因为马克思还没有研究到这一块。这里之所以产生“用韦伯反对马克思”的现象，部分的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我们引进的社会学主要是来自北美当时的社会学，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功能主义为特点（其背后，例如，对韦伯的理解，主要是根据帕森斯的翻译和解释），今天看来，这里有一种非历史的方法、非阐释的方法，也就是说，正好不是韦伯本人的方法。帕森斯研究韦伯是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出发的，我们看不到一种历史的和意义的脉络。在那里，韦伯经济社会学家、历史社会学家的角色淡出了，突现的是一套功能主义的东西。

第二个忽略，是对和韦伯同时代的桑巴特的忽略。桑巴特是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的、守旧的，他看不惯资本主义的这一套东西。但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发现，韦伯只注意新教伦理提倡的勤俭节约是不够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发展起来？桑巴特认为，这是和法国和英国的贵族、特别是那些贵妇人的存在有关，她们对香水、首饰、项链、服装无休止的追求，是勤俭节约的小企业家和资本家们不断生产、其商品能不断卖出去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资本主义是很难发展起来的。确实，在中世纪的那个社会，祷告呀念经啊，培养不出一些经营者、管理者，新教改革后，生产劳作甚至赚钱谋利，不再被看成是对上帝的不敬了，这样一来生产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慢慢扩大了，但是，如果没有贵族、贵妇人这样的群体，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也产生不了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所以理解桑巴特，对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他的大部头著作《奢侈与资本主义》，其实商务印书馆早就有中译本，我们大家不注意而已。

另一个重要脉络，我们也注意得不够。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西方有一批又一批的学者，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