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是这些年我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碰到的，以前没机会坐下来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花两个小时来讲。过去在一些场合我提到过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一则算是对“乌有之乡”书吧的支持，再一个目的是借这样一个场合结交一些年轻的朋友，第三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适当进入我们知识分子讨论的语境里面。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所谓的区域发展格局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二十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在微观层面，不只是社会学，也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甩开以前那些比较大的考虑（所谓“宏大叙事”）来具体讨论微观层面的问题，也都是将个人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将个人作为经济的主体、实体、社会的原子，研究他/她怎样在社会里面寻求机会和自由等等，所以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个人自由、理性选择，最多也就是社区自治。在微观层面（当然也可以在家庭层面），研究人们怎么安排自己的就业、生产、居住、消费，比如说，寻求农民个人如何实现非农化。经济学在研究企业的效率和管理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微观的层面。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学研究，也基本上是在微观层面，个人层面。问卷大都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来设计的，问的问题也是他们家庭成员作为个人怎么样……整个设计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即使在微观层面，现在的研究也还是嫌粗，很多还是皮毛的，或者是照猫画虎，如也要弄点儿问卷，弄点儿统计，画点儿曲线，虽然多数还是很严肃的，愿意把问题弄清楚的比较多。然而真正能够给出比较好的阐释，有点儿新意或见解比较独到的，特别是在理论学术层面能拿出自己的解释性概念，甚至有自己的理论的极少，我们似乎还差得很远。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微观这个东西就不重要，以前这个视角我们确实是很缺乏，所以，我讲今天区域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微观的方法就再也不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微观的研究还得跟进、加强、规范化、更细，等等。所以，我讲区域格局并不是要完全甩开过去的努力，但是回顾二十几年来的这些努力，觉得需要回过头来讲一些区域问题和大一些的视角。

我们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之所以从比较宏观走到比较微观，有两个大的背景。

一个背景当然是计划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初，特别是1956年以后确立这样一个体制之后，走到1976年，这么二十年下来，发现计划体制在统的过程中，个体、个人（包括小群体）在整个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里好像都是处在被安排、被组织、被管理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现在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或看重微观层面的研究的背景之一。现在微观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至少成为国内经济学的主流。80年代的时候我们叫的西方经济学，其实也是指微观经济学为主流的这样一个经济学派。此外，社会学的研究，乃至政治学的研究，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个人层面、微观层面。社会学更多的是通过问卷来看他个人的安排、选择、互动，个人怎么在社会里面向上流动，向下流动，横向流动。所以，这一个背景就是和过去计划体制所带来的后果有关系的。

第二个当然是和整个学术界的演变，特别是在方法上的演变有关。因为大家似乎都觉得微观的东西可以说到很实的点上，它甚至可以数量化啦、搞模型啦，等等。这才可以宣布自己算是科学的，别人也才能认这样的东西。

这是两个背景，第一个是社会背景，第二个是学理层面的背景。并不是就很全了，不是说再没有别的原因了。

在我的有限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我觉得社会的变迁还不只是个人怎么样提高自主性、如何开拓个人选择余地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年我们比较严重地忽略了从区域化的角度来讨论发展问题。我们一讲发展就是个人的GDP，个人的收入，个人怎么消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级政府一讲今年的伟大成就也全是个人层面的，用个人的东西或人均的东西来衡量。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单纯地用经济的指标来替代社会多层的维度，一讲发展与否好像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改变；第二是单纯看重个人层面的效果。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个人的，这样一来好像就把发展理解得特别窄，这最先突出表现在环境问题上，我们曾经严重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