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注弱势群体

曾经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最近十年给人的印象我好像在做“农村研究”，但是我的基本思路其实是农村和城市怎么能变成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我刚来中国社科院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个研究室的名字就叫城乡研究室。我自己这些年也参加过一些关于城市规划、城市发展、建筑学等的讨论，原来我们的建筑关注基本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关注较少，这些年世界上有一个叫Metropolitan Study的，即大都市研究，就是把世界各国大都市发展的模型拿出来研讨，慢慢把学术研究和城市布局、城市规划、建筑等结合起来。

我和华东师大人口所有个合作课题，研究的主题就是城市贫困，主要是进城农民工的贫困问题。现在政府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中有两大块关注弱势群体（当然，整个的关注还是太少了）。一块就是最著名的“扶贫政策”，国家的扶贫款已经下发到了各个县和乡，这面对的是揭不开锅、人均口粮不足三百斤的弱势群体。另一块是这些年出现的城市下岗和失业群体，很大程度上政府对这两块已作了宏观制度上的安排。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两套政策各自为政，各自覆盖各的，至少从社会保障角度说两者是彼此分割的。

而更大的问题是农民工的贫困问题，则完全在两个政策的制度框架之外。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工，一个月有200～300元现金收入，那个时候200～300元是多少啊，我们那个时候才多少工资啊。但是20年后的今天，至少很多东南沿海尤其是深圳及其周围的地方，如东莞等地，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怎么动，仍是200～300元，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绝大多数是属于低收入群体。1997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劳保、权益保护等问题，农民工利益受损很严重。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中国在金融财政、银行上没有遭受严重损失，但就业市场上还是遭受了损失的。一些“三来一补”、合资企业中的农民工实际上处于半失业、歇业状态。但是这又不在下岗再就业的政策框架之内，所以它一方面是处于社会的弱势，另一方面又在两个政策框架之外。

二 现代化不是达标工程

我和其他同事有八个点的研究，两个大城市（其中一个就是上海），两个省会城市，两个地级市，两个县级市，分布在东西南北，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想通过点上的经验研究（观察、访谈乃至于培训），去发现这些农民工处于什么样的生存和工作状态。不只是去“发现”，而是看有没有可能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把它们也纳入城镇一体化的管理，换句话就是，城乡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城市发展的模式究竟应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城市发展的模式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了一套比较奇怪的“现代化指标”，绿地要多少，楼要有多高，路要有多宽，这一切都是外在的指标。所有这些外在的指标几乎完全没有处理弱势群体的问题、下岗失业的问题、外来人口无业无居等问题。我觉得现在城市化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一大套乱七八糟又复杂无比的指标。我们用一套所谓现代化的指标去测量，就很容易发现加尔各答、雅加达等都成了同一个层次的城市，“现代化的大都市”。但那个加尔各答，也包括达卡等，能称得上已经现代化了的大都市吗？说来不无讽刺意味，我在北京12年了，身心感受最幸福的反而是SARS期间，如果不考虑“非典”，那段时间北京真是又卫生又干净，人也变得礼貌了，还春暖花开……

最近几年我们也组织过许多研讨或参观学习，在《天涯》、《读书》等上面也发表过一些关于印度等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文章，看那些地方的知识分子怎么参与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中间去。虽然中国和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都是后发的人多地少的大国，都面临着向外转移劳动力的问题，但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么困难。例如中国现在是13亿人口，到2030年甚至是16亿人口。总的说来原则上要靠自我消化，人多地少这一内在矛盾不能像先发国家那样向外部转移。西欧、北美基本是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包括殖民、移民，以及战争、侵略，而这涉及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后发国家就不可能重复欧美的那种模式，不可能重复最经典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