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最大的变化都发生在“改革”和“发展”的层面上。毫无疑问，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有自己的具体目标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相应的政策，但是它们又都是为了一个更根本更长远的目的：改善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提高个人和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和综合素质。改革、发展，都是为了使人生活更幸福、心情更愉快、环境更安全、身心更健康、德智体美艺更健全。

在改革之初，一讲到发展，基本上就是指经济增长，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为标志的增长。经过一些年的探索，才陆续提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环境—资源—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近来甚至还有“以人为本”的发展，“参与式发展”，“社区发展”，等等。

概括起来说，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发展”，指的是个人的基本福祉和社会的协调运转。它既要考虑发展的最终后果，也要对发展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加以重视，包括从可持续性和协调性的角度着眼，来看待人的各种利益和活动，来处理各个地区、领域、部门、行业和群体的关系。社会发展必须将个人与社会整体联系，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各种维度和需要都纳入总体的视野。

任何时候，经济都是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又不可简单地划等号。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发展。但是，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也有不协调的时候。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过这样的教训，一个时期内经济增长很快，但由于不重视社会事业，全民的基础教育、妇幼保健和社会整体的公共卫生都出现空挡或严重疏漏，也不重视环境资源等的可持续性，听任盲目开发甚至破坏性开发，既不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司法、税收等也严重滞后，经济即使有所增长也不能确保人民群众共享经济成果，最后甚至连经济的增长也放慢了、停滞了。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增长与稳定的关系上。社会稳定与否，绝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增长的速度，除了法治程度、管理体制、公共事业、道德水平、社会心态（公众的安全感、信任感与公平感）等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和重要指标外，即使只在经济领域内，也完全有可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出现通货膨胀、偷税漏税、贪污腐化等等，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另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利益多样化，地区、行业等的分化，法治、管理、公共服务跟不上，等等，这些也都可能使社会变得相对不稳定。

在今后20年内，无论是由于政策、体制的原因，还是由于客观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主观上想尽快赶超跨越等原因，我国的非农化或城镇化速度肯定要大大加快。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简单阻挡亿万农民非农化的进程，那么，至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是否意味着一味扩大城市的占地规模，竞相攀比，搞国际化大都市或跨越式发展？

目前，尤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坚持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探索和完善适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应急体制与公共卫生体系。特别要花大力气建设好城镇的防疫医疗、基础教育、水电气供应、排污治污、交通通讯等公共服务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好适合新的形势的司法体系和管理机制、服务机制；花大力气摸索大中城市和中小集镇合理分布并逐渐形成城乡一体的区域化格局，而不是继续强化条块分割、各自为营的既耗费有限资源又互相扯皮的非良性竞争的局面。

进一步说，在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灾害、挑战面前，社会整体如何保持沉着冷静，以不变之心态应万变之事态，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国家的宪法法律、大政方针要保持其严肃性和连续性，日常的工作也要令行禁止，而绝不朝令夕改。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政策的受众，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历、经验和理解力、承受力。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审时度势，随着时代的变化、问题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修改有关的政策思路和具体做法。

调整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任何一个宏观政策，不可能把方方面面全都照顾到，这就需要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具体实施细则来，这实际上也是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国家从宏观上把握大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