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怎样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

将外来女工的安全与健康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主要是经验的提醒。

从1993年起，笔者和合作伙伴开始了对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研究，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外出经历给这个群体带来的影响。长达10年中，我们前后做了若干项调查，访谈了上千人。首先是无意中听到一些案例，比如1996年夏天，笔者去广东南海看望一位以前调查过的打工妹文妹，聊天中她心有余悸地谈到一位女老乡前不久猝死，她是这样描述的：“下班时大家都急着往外走，她撞到那个（车间）门上，倒在地上，人一下子就不行了，连句话都没有说。”我问：“那个女孩过去有没有病？”文妹说：“她上班晕倒过，歇一歇就没事了。”我又问：“车间里还有没有其他人晕倒过？”同文妹一起来的几个四川打工妹说：“有的呀。”然后她们七嘴八舌地讲述了从外厂工人、从老乡处听来的年轻的外来工猝死的事例。这件事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意识到，这些被“个人化”了的外来工的健康问题，其实是与工作密切相关的，而且是与她们的流动人口身份相关的。同时，一些偶然的机会，笔者进入一些与职业伤害有关的课题，比如对原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受害打工妹的追踪调查，对正在诉讼中的工伤打工者的调查等。我一遍又一遍听到伤残者和遇难者家属的诉说，亲眼目睹他（她）们的痛苦和无望。这对我的震撼和冲击难以言表。生命和身体的伤害是万劫不复的。对于这些仅仅拥有身体——劳动力资本的打工者来说，身体的伤害带来的后果是一连串的：首先是家庭被拖入经济困境，随之导致个人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下滑，并可能出现个人精神心理危机以及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女性，在现有的文化下，身体的受损使未婚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贬值，对已婚女性来说，如果身体的伤残影响到她在性别分工中承担的责任，就很可能在家庭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于关注农村外出女性群体命运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可能不关注这个问题的。

以后笔者在设计和参与的各种调查中，都加入了询问在外期间有无受到身体伤害的问题。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调查结果都表明，农民工外出过程中发生种种事故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至少比较起其他人群来说，这种概率是很高的。这首先因为他们是流动人群，比较起稳定人群来说是一个高风险人群；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群的不利的社会地位。作为农民工和外来劳动力，本来他们从事的大多就是城市人或本地人不愿做的繁重和不安全的工作，加上许多雇主或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能提供起码的安全措施和必要的培训，使得农民工成为近年安全事故的主要受害者。

而安全事故发生之后的补偿机制和社会保险制度，相对于激增的安全事故，其发展和完善的速度却相对缓慢，大量死伤残病的农民工或家属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结果，本来应当由企业、（流入地）政府和工人共同承担的安全风险，往往由农民工个人、家庭承担起来，给打工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不幸，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农民工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说，给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就目前来说，在这个题目上的系统研究成果是不多的，本文算是笔者一项研究的开端。这项研究将力图将农民工外出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安全和健康问题与具体的制度、再与更大的社会经济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其结构性和制度性原因，并且与实践结合，在可能的方面提出建议。从本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社会转型期的妇女问题”）的角度出发，本文重点分析农村外出女性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因此将研究对象主要定在相对于流入地而言的“外来女工”。但是作为背景，外来女工大量的安全健康问题与她们所属的群体中的男性是一样的，因此，本文交替出现“农村外出人群”、“农民工”和“外来女工”的称谓，其强调的范围有所不同。而本文的目标旨在归纳、梳理和提出问题。

一 高风险社会的高风险人群

（一）高风险社会的形成：严峻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问题

因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问题引发的意外死亡，是人类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原因。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350万人死于意外事故。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来说，公共安全和健康问题则更为突出。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