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去看，中国3.5亿农村女性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转移浪潮在中国的掀起，至今约有4000多万农村妇女实现了非农化转移。她们大多是16～25岁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经历使她们的命运与母辈迥然不同，她们被冠以不同于母辈的新的社会身份“打工妹”，她们被媒体赋予母辈无法想象的荣誉——“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但是，同样的，如果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去看，在社会角色的转变与社会生存环境的转变之间，这些年轻女性也正付出沉重的代价：她们的外出打工过程正在成为工伤、职业病、心理疾患、性病的侵蚀过程，而这也是她们的母辈从未遭遇过的。无数的案例表明，她们加入城市化过程的发展是以牺牲自我健康为代价的，并且她们毫无选择的权利。

一 现状

1.愈演愈烈的职业病

打工妹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电子、化工、制鞋、制衣等原料加工工作，职业病中毒对她们的伤害越来越大。其中，以化学物尤其是有机化学溶剂最为严重。这些毒剂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多数是不可逆转的，且潜伏期长，后果严重。以广东省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前，该省的职业病70%为重金属中毒，1989年有机溶剂中毒占职业病的比例只有2.5%，2001年上升到80%，整体情况与发达国家相似。伴随着工业生产高速发展的是，新职业病种类也在迅速增加，现在已发现了13种，如正乙烷、三氯乙烯、二甲基甲铣氨等溶剂中毒；中毒行业也在扩展，电子、五金电镀、制鞋、印刷、宝石加工等行业都有了职业病的发生，连以前较少发生职业病的制衣业也因为化学品的使用而发现了职业病。

与职业病高发现象相反的是，女工的知情权利在职业安全保护中处于一种极不平衡的地位。广东某媒体报道，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新日东电工厂28名打工妹正乙烷中毒。中毒员工手脚酸软无力，四肢不听使唤，用筷子夹不住面条。开始，中毒症状并未引起打工妹们的注意，很多人以为是得了风湿，买了一些药吃，但没有效果；还有一些人以为是工作太辛苦所致，干脆辞工回家休养，谁也没把这些症状同化学品中毒联系起来。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这28名中毒员工之外，有更多的企业埋藏着职业中毒的隐患。据了解，深圳市使用有毒有害物品的企业有3699家，全市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工人有9万多人，近年来发生的职业中毒事故95%在涉外企业。

据有关资料显示，职业病已成为影响我国部分劳动者健康并导致他们过早失去劳动能力的最主要因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仅尘肺病人就累计达55万人，还有60多万可疑尘肺人员，新发尘肺病人目前仍以每年1.5万～2万例的速度增长。

有关部门对发生职业中毒企业的调查显示，有28.91%的作业场所没有卫生防护措施；有47.69%的企业工人没有个人防护用品；只有19.57%的工人接受了职业卫生培训。

工人因病被解雇在涉外企业中也司空见惯，在被诊断为职业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家后才发现自己患上职业病，即使想求助法律保护，却苦于无法支付旅费、医疗检查而只能放弃。

2.层出不穷的工伤事故

打工妹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从事手工作业的许多小型企业为家庭式作坊，生产设备陈旧老化易发故障，加上这些私营业主很少对打工妹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更谈不上花钱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因而导致断指甚至丧生的工伤事故频频发生。据保守估计，中国每年因工伤被轧掉手指的超过5万起，仅广东一省发生的工伤事件一年就超过两万起。对广东一玩具厂的调查发现，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工厂，2003年一年发生工伤事故95起，在厂里集中赶货的9月份，一个月就发生18起，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起。

3.隐蔽的生育危害

与传统行业众所周知的职业病相比，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些新兴高科技行业的职业安全危害则更为隐蔽，也更令人担忧。电子行业对女工的影响尤为严重，电子产品的生产环境从表面上看极为洁净，单从外部根本无法看出职业安全问题。事实上，电子行业使用了大量对人体有害的化学品，而它们对工人造成的危害，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数十年的慢性作用后才会爆发。受到伤害的妇女想生孩子时，往往要流产多次后才会有一个孩子，而悲剧发生时，这些女工已离开工厂多年，厂方会以各种借口来推脱责任，因为他们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