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使得今日中国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今天的产业工人中，2/3已是由农民工构成。在这些农民工中，又以“外来工”、“流动人口”为主要成分（其实，在使用“外来工”这一称谓时，我是很犹豫的。因为他们为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已和所在地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结，所以，他们是不应再被视为“外来者”的）。而全球生产链的形成，又使女性外来工大量聚集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由于“外来人口”、“农村户籍”的双重限制和性别身份，她们兼具双重的脆弱性，使得她们本应享有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本项报告是以全球生产链上女工的健康为研究对象，以笔者2002～2003年对江苏、上海、山东沿海为跨国公司进行贴牌生产服装和鞋类的9个企业的调查为案例，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女工的健康状况和问题进行分析。

所谓全球生产链，是指对全球资本追求“最优化国际化生产”中产生的全球性生产链条现象。由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特性，跨国公司得以将生产线转移到生产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如服装、制鞋、玩具、家庭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运动鞋为例，30年前，运动鞋的生产、分配和销售还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地区，但如今，99%的知名品牌的运动鞋都是在亚洲生产。

跨国公司通过生产线的转移建立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同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逐利运动，也使得劳工市场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因为在这些服装、鞋类、玩具、电子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中，多以女性劳动力为主。据估计，在70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2000个“出口加工区”的雇佣工人中，女工占到60%～70%，而且她们大多在18～25岁之间。^[1]

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加工区一样，中国加工区工人也多以流动女性劳动力为主。虽然在长达20多年的大规模转移中，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始终是男性多于女性，其流动人口性别比例长期保持2∶1的大致比例，但在以服装、鞋类、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的加工区中，女性的比例却明显高于男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外出女性”课题组1994年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流动民工进行调查时，各地统计部门估计女工占到外来打工者的6～7成。^[2]另据深圳劳动局提供的数据，1995～1997年，在深圳的外来工中，女性的比例分别占到70.42%、69.77%和65.59%。

在笔者调查的9家企业中，有港资、台资、韩资，也有股份制内资企业。但和所有的服装和制鞋业一样，女性化程度相当高。其中4家鞋厂2.9万名员工中，女性员工所占比例为89.11%，5家服装厂女性比例为82.40%。在这些女工中，大部分来自农村，并且是以外来工居多。在我所调查的5家服装企业中，除一家前身为乡镇企业夕卜，其余都以吸收外来民工为主，外地员工平均占到84%，而另外4家鞋厂外来女工比例也高达77.4%。

为什么在这些企业中，女工的比例占得如此之高呢？正如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所揭示：外国投资者之所以更愿意雇佣女工，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生产流水线不需要很强的体力，只需要心灵手巧；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工作努力，比男工更吃苦耐劳，更顺从，易于管理”。^[3]同时，女工的工资也往往低于男工。据笔者对4家鞋厂2.94万名员工进行比例为3%的等距抽样调查，女性员工月平均工资为525.79元，比男性员工的平均工资737.74元低了211.95元，是男性平均月工资的71.27%。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是实行了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分配制度，而是职业的性别分层的结果，因为女性多集中在低报酬的流水线上。根据调查，女性83.48%为一线工人（男性为56.19%），女性管理人员、专业人员、部门主管加起来也不过6.84%，而男性则有32.38%。这一结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外出女性”课题组1994年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得出的结构性分布很相似。该调查显示：女性90%在流水线上工作，文职人员、技术工人不到7%，而男性文职人员和技术工人占到21.9%。所以，女性成为跨国资本最愿意使用的廉价劳动力，构成了这一全球生产链的最末端。

一 全球化对职业健康的冲击

首先，职工的职业健康受到全球化带来的低成本竞争的挤压。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超过2000万家。而在全球性的竞争挤压下，这些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