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简单的统计，截至2004年2月，我周立太共代理4690人的案件，涉及工伤的有825件，也就是825人，其中手部受伤的有622人，眼部受伤的有25人，腰部受伤的有28人，头部受伤的有23人，死亡的有27人，烧伤的有15人，臀部受伤的有15人，双腿截肢的有10人，单腿截肢的有23人，双臂残肢的有11人，职业病有26人。这些几乎全是发生在珠三角、浙江、福建等打工群体集中的地区。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流动人口中工伤现象令人忧虑，职业病问题非常严重。

对于发生工伤事故的主要原因，我们通过多年来所办的一系列工伤赔偿案件作了如下的总结：

第一，工厂的机器设备陈旧老化，很多还在使用韩国、台湾、香港早就淘汰了的机器。这些机器的继续使用，是造成工伤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

第二，工厂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安全按钮”的问题大家都是知道的，工厂把安全按钮关掉一个，就节省一些成本，工作效率就加快一点，但工人的安全却缺少了基本的保障。

第三，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从事机械作业应进行培训，需持证上岗。但在现实中，有95%的用人单位是工人上午报到，下午就上岗，根本没有培训。

第四，用人单位采取的是包吃包住的方式。工厂的饭菜质量低下，还要求工人长期加班加点，在深圳一天上12小时以上的班是很普遍的。这使工人严重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下降，由于他们过度劳累，经常在上班时打瞌睡。

第五，工人自身的安全意识淡薄，有很多人在上班过程中没有把安全当回事，也有很多人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的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引进科学技术，很多地区政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认为保住老板就是保住经济效益。因此有关部门处理工伤事件也是站在企业一边。

我走遍全国26省、市、自治区为工伤者打官司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作为有很大的关系。就工伤性质的认定来说吧。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当事人发生工伤后向劳动局申请，劳动局有义务受理。可是，在2004年1月1日前，一个劳动者从发生工伤到确定工伤需要1074天，而2004年1月1日后还要加3天。我在重庆遇到这样一件事，重庆有一个工伤致残的打工妹，我替她打了3的年官司，有6封判决书。开始，把判决材料给有关负责人送过去，他不签；然后邮寄给他，他退回来，说是私人信件，他不会重视；寄到科里，他说是公家的信，应该去找劳动局。这种官司打了6次，我都奉陪。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建立了一套法律体系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但现实中很多工人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其根本问题就是在于一些劳动执法部门。一个简单的工伤官司打了3年多。法院判决限期履行，但他就不履行。判决逾期罚款每天50元，可是谁来罚？谁来履行这个职责？我打了一系列行政官司，很多以败诉告终。就是说，有些部门故意不履行法律职责，他们可以拖着。可是一个人发生了工伤事故，没手没脚，瞎了眼睛，他们能承担起时间的煎熬吗？而一个没有发生工伤的人、一个没有断腿的人，是不能理解到这种痛苦的！

一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远在他乡，举目无亲，他要打官司，仲裁委员不接受申请。该怎么办？比如一个青海的人在深圳断了手，他打官司交不起钱，所以就必须回青海了。现实中怎么办？政府的有关部门不按照规定收费，例如，按规定劳动仲裁委员会只能收费20～50元，人民法院只收50元，但现在很多仲裁委和法院是按标的额收费，这该怎么办？有些用人单位和地方一些部门串通好了，虽然也判决了，但法院不执行，打工者只是拿钱打了一个判决书，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从1996年5月1日开始，在深圳打一系列的工伤赔偿官司。从此，中央多次派人到深圳查处工伤事故等，媒体也频频曝光，地方政府都认为是周立太惹出的祸。所以从2000年开始，深圳首先推行了外地律师登记制，即外地律师要来打官司首先要到当地司法局登记。到了2001年，广东的东莞市劳动局和司法局也发出了文，对外地律师实行登记制。尤其在2003年12月，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一项规定，不是不准外地律师打官司，而是规定律师不能作为全权代理人，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必须出庭。这个规定要求从2004年1月1日起广东省全省予以执行。

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