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观点认为现代农业生产与野生生物保护是难以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典型的野生生物保护政策是通过设立农业强制隔离保护区从而对土地进行分割利用来执行的。在提倡这种野生生物保护政策的人眼中，农民成了“问题”。然而，本章想要指出的是，加强农业生产系统的贡献是任何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需要研究新的技术与政策。

许多研究都强调建立保护区对野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与可行性（Pimmetal，2001），但最近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忽视农耕区的野生生物保护策略几乎注定是失败的。国际人口行动（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组织最近把全球人口数据与地图进行叠加，描绘了国际保护的“生物多样性热区”——拥有世界上44%的维管束植物物种和35%的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地区。他们的分析表明有11亿人口居住在25个这样的“生物多样性热区”中，其中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Cincottaand Engelman，2000）。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关于营养不良比率的数据表明，在全部营养不良人口中至少1/5的人口生活在这些“生物多样性热区”中（WFP，2000）。而对这部分人口，农业生产是它们基本的谋生手段，而且在收入低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农业生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Pinstrup-Andersen et al，1997）。因此，在这些生物多样性热区建立保护区虽然是必要的——当然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但是仅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更多的努力。

超过1/3的全球农业区^[1]处于集约农业系统中，这些地区为了连作通常应用很高水平的农化物质，因而常常引起土地和水系的改变（Wood et al，2000）。其余的农业区则为低投入的粗放农业系统，但是需要相对较大范围的土地来生产相对较少的粮食和畜产品。农业必须供给人们食物，但是广泛采用的两种农业生产方式对野生生物的多样性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将近1/2的温带阔叶森林和热带、亚热带旱地森林以及1/3的温带草地和灌木林地由于转为农业用地而使野生生物失去了栖息地，在亚洲和欧洲这一转换速率尤其高（Wood et al，2000）。

·超过2.5亿公顷土地进行灌溉，这消耗了70%以上的淡水资源——在低收入国家甚至达到89%，而这些淡水资源对陆生和水生的野生生物是非常重要的（Wood et al，2000）。

·在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的湿地已转换成农业用地，而这些湿地资源正是我们这个星球最重要的野生生物栖息地（Frazier，1999）。

·世界范围内16%的耕地、草场和林地由于农业生产导致土壤退化，而在农业区内这一比例为一半，由此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Scherr，1999）。

·农作物肥料、杀虫剂的过量使用以及圈养家畜废弃物的粗放管理是野生生物栖息地遭受污染的主要原因，这些污染能够直接导致野生生物死亡或影响它们的繁殖（Wood et al，2000）。

能够找到减轻农业对野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甚至是产生正面效应的途径吗？就目前的农业技术和政策来说，大多数农民只有通过降低产量和生计安全才能明显增加野生生物多样性。正在广泛提倡的具有更高生态敏感性的农业生产体系（称为持续、再生或有机农业），常对野生生物多样性具有正面效应，但是它们主要集中于保护“有用”的野生物种，如传粉者和土壤有益菌。

这一迹象表明有必要提高建设“禁止农业进入”保护区的力度。但这还不够，在超过1.7万个已用于保护野生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中，有45%（占总保护区面积的20%）的地区已经把至少30%的土地用于农业，而剩余的大多数地区也只是“农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而已（Mcneely and Scherr，2001）。一些生态学家通过计算得出：即使现存的保护区仍然作为野生生物的栖息地，但是仍会有30%～50%的物种消失。原因是，这些孤立的保护区不能容纳足够大的种群，特别是那些拥有较小种群的大型物种更难存活（McNeely and Scherr，2001）。

当把农业占据60%地区面积的土地单位定义为“农业地区”时，FAO的统计数据仍然表明，仅有12%的全球陆地面积用于农业，以前的遥感数据也支持这样的结果。而我们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与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对同一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把有30%的（一个可以通过部分农业用地显示整个土地单位显著的生态变化的期望水平）土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