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目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持续十余年，在庞大的流动群体中第二代移民已然出现，但是除了报刊的一些简要的报导，学术界对这个群体的关心与研究是非常有限的。

据1997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外来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北京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已达285.9万人，其中在京居住的外来人口229.9万，^[1]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21.18%。^[2]其中0～15岁儿童162030人，占外来人口总数7.05%，6～15岁适龄儿童66392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2.88%。北京市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和国际国内交往的中心，在产业结构上，服务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北京的流动人口多从事第三产业，多半集中在建筑、商饮、服务等行业。^[3]特别是个体小商贩，以工时长为特点，一般需要两个劳动力相互轮替，因此以家庭流动为主。这与珠江三角洲以加工出口区为类型的劳动力需求，有很大的差异。

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①纯外来人口的家庭户占外来人口总比重的32.84%，由此可见北京以家庭为流动单位的外来人口所占比重较大；②滞留时间长，且具有“移民”倾向。有近1/5（19.42%）的外来人口在京居住时间已超过3年，约1/10（10.4%）的人口居住时间长达5年以上。^[4]这就使得这一群体第二代人的成长及教育凸显为十分突出和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5]长期以来户籍制度一直扮演着维持社会稳定、平衡城乡发展、控制人口以及协调社会资源分配的角色。1979年以后，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虽然可以“自由”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没有现居住地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在现居住地^[6]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这些流动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且生活在城市，随着流动人口第一代在城市的长时间打工，他们的第二代逐渐成长，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不得不浮出水面。

大约在1992～1993年前后，一些从外地来北京的打工人群中，开始有人以“自力救济”的办法，在菜棚、简陋的平房中开始了小班私塾式的办学，其间虽多次遭到有关部门的取缔、拆迁等波折，到现在（2000年底）在北京约有200所以上的流动儿童学校，4万名以上流动儿童学生在该类学校就读。这些学校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如何办学的？学校的办学设备和条件如何？学校的教师及教学的情况如何？流动儿童学生在北京如何学习及生活？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本项调查研究工作。本调查包括下列四个部分：

①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市场化的形成。

②流动儿童少年学校基本状况，包括学校的分布及办学者状况、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设置及流动学校的特点。

③流动儿童学校的师资及教学，包括教师队伍、课程设备及师生关系。

④流动儿童学校学生的基本状况，包括学生的组成、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及与社区的关系。

二 研究方法说明

目前在北京的流动儿童^[7]就学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进入公办学校借读；②进入民办私立“贵族”学校；③在简易的流动儿童学校。由于目前对第一类型及第二类型学校的流动儿童研究不足，使得我们很难准确地掌握流动儿童在京入学的全貌。本研究是仅针对于第三类型——流动儿童学校或称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就学状况的调查。

本调查综合采取了多种调查方法，主要是问卷、口述史访谈、焦点团体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实地观察及文献分析等方法。口述史访谈部分，课题组对学校的校长进行了学校历史及发展等方面的调查；与学校的教师针对教学与学习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与流动儿童展开焦点团体及深入访谈，同时深入流动人口的社区与流动儿童一起入户与家长访谈，还在流动人口生活的社区（四季清乡柴家坟）开展以家长为对象的座谈会。

本调查完成之前（2000年底），在北京还没有一所流动儿童学校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所谓的“地下学校”、或“非法办学”，因此对该类学校的总数及分布情况了解有限。由于研究的对象——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