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外来人口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更多关注的是二元结构下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人口与外来人口群体之间的紧张、冲突、排斥和隔膜。人口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口迁移通常会引发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形势的紧张，这将会进一步导致原住居民，特别是下层社会居民与迁移人口之间的竞争和对立（蔡昉，1998；梁茂信，1996）。一些关注到城乡结合部地区当地社会与外来人口关系的学者，在描述这种关系时也倾向于认为，两者虽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彼此关系主要是“两个社区的叠加”（王汉生等，1996）^[1]，或即使是混居在一起，也是“两张皮”的关系（李汉林，2001）。

但是，我们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外来人口大量聚集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当地居（农）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关系，已不能够仅仅放在二元结构的框架中加以描述，同时也不能用一种简单的市场交换关系加以解释。在他们之间呈现出一种更加复杂而多元的关系模式，它表现为：一方面彼此间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有隔膜、反感，甚至对立的情绪；另一方面，彼此在经济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又越来越多地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存共荣的关系，我们把这种深刻的互利共存的关系称之为利益一体化关系。

近年来，对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并长期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地区生存和发展这一现象可能引发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变化，理论界给予了大量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中发生并同时改变着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王汉生等，1997）。也有学者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工进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重新构建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过程”（李汉林，2001）。对其引发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结果，学者们早有敏锐的觉察。李培林在1995年指出，“它们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结构层次，并通过这个新的结构层次的扩大和推延来实现社会相对平稳的重组”。另有学者引入西方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认为外来人口聚集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如地域、部门等等”。“塑造出在现有制度背景下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过程”（项飙，1996）。还有学者提出了“三元社会”理论构想（李强）；有学者提出因农民流动，输入地的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利益正在凸显出来的观点（“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2000）。

本文仅以对城乡结合部地区与外来人口形成的利益一体化关系的实证研究，作为对上述观点的支持和补充。在这里，我们将要描述和讨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这种利益一体化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在现有的二元体制下，双方又会以怎样的行动方式来保障共同利益的实现？这种新的关系形式与城市原有关系格局的冲突会导致哪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它对现有的社会理论将会有哪些新的提示，对社会结构的变可能具有哪些意义？等等。

对外来人口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的发现，源于我们从1995～1999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对北京市海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等4区中从事废品回收业的外来人口的访谈、观察和追踪调查。其间我们访谈了百余人，其中包括外来人口、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农）民、村乡两级干部、市场管理人员、有关行业主管人员、公安联防人员、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等等，还观察到大小事件30余起。本文的描述和发现均来自这些调查纪录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

一 利益一体化的形成

外来人口为什么以城乡结合部作为他们进城的落脚点？又是什么机制保障他们得以长久居住于此？人口迁移理论认为，迁移者通常首先选择城镇的周围地带，这是人口流动的规律之一（李强，1996）。国内的有关研究也认为，对农民来说，城乡结合部的进入障碍相对较小，流动成本相对较低，制度管理不那么严格（黄公元，1998；项飚，1996）。这些研究无疑被证明是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但我们以为，仅以单一的视角，还不能完全说明在具有强异质排斥性的二元结构下，外来人口在城市得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缘由。对此问题，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事实上是他们和当地社会互相选择的结果，是彼此互有需求，互相交换优势资源，互利互惠的过程。

城乡结合部地区对外来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