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竹镇总人口4.9万人，距离成都市100多公里，距县城50多公里。竹镇属于丘陵地区，森林少，没有矿山资源，人均耕地0.8亩，灌溉条件比较差，十年九旱，农作物产量不稳定。

1998年7月，课题组到竹镇访问了108个外出务工人员，其中有60人（56%）是通过政府招工才知道外面可以找工作的，有45人（41%）是通过先期外出打工的亲朋好友知道外面可以找工作的。有70人（65%）是通过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招工外出的，35人（32%）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外出工作的，只有3人是通过其他途径外出务工的。值得一提的是，在经亲朋好友介绍外出的35人中，有30人是1990年以后，由政府组织先期输出到厚街工作的亲朋好友介绍到厚街工作的。在108人中，仅有5人是在广东之外的地区工作。这实际上意味着竹镇95%以上的外出务工者，都是通过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找到工作的。1996年，竹镇外出务工者在广东的就业范围包括8市21镇，81个厂，11个行业。从事的行业有：电子、制衣、模具、玩具、电器等。根据政府的安排，竹镇外出务工者主要集中（据估计大约70%）在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

在已有的研究中，通过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在外出务工人员所占比例不高，大多数外出者都是靠亲朋好友一个带一个外出的。根据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课题组8省农户样本的数据，1994年农民出省就业的54%由亲朋好友介绍，22%靠自己，12%私人包工队带出，劳动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组织介绍的不足5%（张小建主编，1999年，第34页）。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课题组对四省八村的调查中，与竹镇情况相似的西南两村，经他们的亲戚或朋友介绍外出的占54%，自己外出找工作的占30%，由组织输出的占12.7%（黄平主编，1997，第297页）。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组织化特征课题组报告中，流动就业人员初次外出方式自组织（外地亲友帮助联系、本地外出民工介绍、跟随他人一道外出）占75.6%，有组织（劳动服务组织介绍、外来企业人员招工、村集体组织外出）占13.6%，无组织（无人帮助自己闯荡）占6.9%^[1]。

竹镇劳务输出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潮流中的一个特例。在这个特例中，政府成为劳务输出的主导力量。赵树凯的报告论述了农民对于政府劳务输出“组织化”需求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降低流动的成本，二是确定流动的合法性。竹镇劳务输出的过程支持了这个论点。竹镇政府在劳务输出中的重要作用正是降低了输出成本，围绕这个主题，竹镇政府在劳务输出过程中的动员机制、控制机制和具体的组织化程序，及其政府组织化行为的后果，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借鉴社会学中“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本文将竹镇劳务输出的过程“故事文本化”，将此过程视为动态而流动的事实，以揭示政府和市场互动/建构情境。

二 动员机制

1985年前后，竹镇农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生活不富裕。

时任竹镇区委书记的S出生在农村，在竹镇最初的劳务输出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想为农民做点事，S书记的父母现在还在农村。在我们对他的访谈中，他谈到两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一是他小时候崇拜的一个邻居，会竹编，劳动能力强，在村里很受人尊重。在他为三个儿子修了房子，娶了媳妇后，家庭经济就非常困难了，患了支气管炎，没有钱治病，六十多岁就死了。S说：“我深深地感到像他这样的能干人，一辈子就为了把儿子养大，人生的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儿孙满堂，农民一辈子辛辛苦苦，来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享受过，到年老了连看病都没有钱”。二是1981年，S有一次下乡开会，听到几个女青年说悄悄话，一个女青年说“今天我爸爸给了我一元钱”，她的那个高兴劲无以言表。S在大会上说：“一个女青年父亲给了她一元钱就那么高兴，二十多岁的姑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不公平的。只要能走出乡村，莫说一块钱，一千块钱也是可能挣的”。几年后，S家院子里有一个女儿外出打工，第一次寄了五百元钱回来，父亲到邮局去取钱，拿着那个钱数啊数，家里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人挣过那么多的钱。

作为地方官员，S需要做出政绩，而最大的政绩莫过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竹镇的经济发展。他组织干部深入农家，调查研究经济发展之路。调查结果显示，竹镇搞农业（种植业）只需要1/3的劳动力，1/3的人搞副业（蚕桑、水果、养猪），还剩余1/3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