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21～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爱德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办了“农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会议由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到会并发表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60多位专家学者，针对社会转型期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近年来关于农民工问题的一次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讨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农民工流动与回乡创业之间的关系、农民工进城与就业的关系、农民工的流动与社会地位变化、WTO与农民工的流动及经济全球化、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受教育状况、城市空间结构与农民工的居住区位安排等方面。现就讨论中的热点和颇具新意的几个方面综述如下。

一 候鸟式的流动与回乡创业

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形成了本次学术会议的第一个热点。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就形成了“民工潮”。最初，这一社会现象曾经被视为“盲流”加以阻止；后来中国农民以其生动的创造力和强有力的流动冲动证明了自己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而才使自己成为“有序流动”被加以疏导。

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面对城市里普遍存在的“下岗”和“失业”问题，农民工的流动就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引发了应该“继续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创业”的讨论。因为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指出，“民工潮”的兴起，已经带出了“创业潮”、“开发潮”和“建城潮”，出现了“一潮带三潮”的所谓“四潮并涌”。还有一些研究指出，“民工潮”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创业潮”的新阶段，并建议制定相应的对策策略，加快“民工潮”转换为“创业潮”的速度。

与会学者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中心白南生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何宇鹏，基于自己在安徽和四川4县12村的抽样调查资料指出，导致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为“外出就业困难”；其二为“照料家人离不开”；其三为“结婚、生育和抚养孩子”。因为回乡投资而产生的回流在整个回流农民工中，仅仅占2.5%的比重。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回乡原因的历史态研究后，白南生还指出，不同时期的回流原因有所不同：因外出就业有困难而返乡的这种被动式回流，在近期有所增加；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回流者在近期有所下降。比如说，因个人年龄大而回流者，就下降了5个百分点。

白南生等认为，大规模的候鸟式的农民工流动，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特殊方式。虽然不乏回乡创业的生动案例，但调查结果并不支持媒体宣传的“创业神话”。虽然许多农民工也曾经有过回乡创业的梦想，可事实上，绝大多数回乡农民工回到了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之中，回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白南生还进一步指出，回流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水平明显低于有外出打工者的家庭。他以自己在调查中得到的资料证明说，如果有可能，一半以上的回流农民工都会选择再次外出打工。

针对白南生和何宇鹏的发言，与会代表在讨论中也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村的确尚未形成较好的投资环境，如果说有投资的话，那么，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屋和宅院的建筑与改造上。另外一些与会学者认为，虽然农民工打工赚的钱，没有大规模用来改变自己在农村的从业身份，但不能将宅院改造只简单地视为消费，毕竟，砖石结构的平房和楼房都是由专门的施工队等来建筑的。农村建筑业的兴起本身就是农民工流动的结果。这个流动就使得一部分离乡进城的农民工成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比如说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家庭住房都更新过三次了。在北方的许多村镇，家庭住房至少更新过一次，这就使传统的土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么大的工程，没有农民工自己组建的建筑工程队，是很难想象的。

而四川省妇联的许平通过对“竹镇劳务输出的个案研究”，为与会学者勾画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另外一幅图景：近几年，竹镇的外出务工者开始往回走，1998年回乡办工商企业的有近百人。回乡后他们多数进入第三产业。一些人进入县城买房子，做生意，在县城有一条街叫做“竹镇街”。

尽管在农民工是否具有回乡创业的能力方面存在争议，但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