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贫困女性化的理论与中国相关研究概述

（一）贫困的女性“面孔”：贫困的女性化

贫困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这一概念最早是由Pearece提出来的（Pearece，1978），用于分析在高度经济发展的西方社会中，因性别因素遭受到社会制度的差别待遇，日益凸显的女性贫穷恶性循环的现象。美国的统计表明，妇女占贫困人口的57%，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家庭是由女性支撑的。

近20年的研究表明，贫困女性化的趋势不仅仅发生在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同样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农业社会。如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在过去20年世界上贫困的农村男性增加了30%，而妇女增加了48%。一些报告指出：在非工业化国家，贫困给妇女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与男性人口相比，女性人口的发病率、死亡率和营养不良率远高于男性，女童被抛弃或任其死去的可能性更大。（Seager & Olson，1986；Cagatary，1998；王佐芳、王云仙、赵群、冯媛等，2003）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妇女持续且日益沉重的贫穷负担”作为一个基本状况的认定，已经成为引起重大关注的领域之一。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5）中强调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贫困有一张女性的面孔”。该报告强调贫困的性别化特点——与男性相比，①妇女更易陷入贫困，妇女中的贫困率更高；②妇女的贫困程度比男性更加严重，而且更不易摆脱贫困；③妇女贫困发生率的增长比男性的快。

（二）“贫困有张女性的面孔”的原因分析

瓦伦丁·M.莫格哈登（Valentine M. Moghada）对全球性“贫困女性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从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造成“贫困以女性面孔”出现的原因：①女性单亲家庭的增长；②家庭内部男女之间在各方面的不平等，存在对女性的歧视；③新自由化经济政策，包括结构调整、“灵活性”方针及一些后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型等带来贫困女性化的后果。他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女性贫困化的情况：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无论是否贫困，在得到房屋和农业方面的资源和服务方面都受到更大的限制。由于妇女更难得到土地、信贷、资本和收入高的工作，她们处于不利地位，更易陷于贫困。此外，结构调整导致了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社会分化的趋势、社会阶级的重组、对资源控制的变化以及在家庭中对调整所造成的代价不公正的承担。^[1]

1995年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概括指出：造成贫困的根源是结构性的。（《行动纲领》，1995）之所以妇女较男性更加贫困，是由于在结构性的两性关系中，两性在分享权力方面的差异造成妇女更加贫困。另外，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使得妇女在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包括信贷、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缺乏受教育和获得支持性服务计划和参与决策的过程；同时妇女在家庭的责任和分工中承担过重的负担，在物资资源日益贫困当中管理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所以面对的贫困问题更加严重；经济分析和规划的主流没有将性别的观点纳入，没有正视造成贫困的结构性原因。（《行动纲领》，1995）

（三）被遮蔽的贫困的性别差异

女性主义在揭示贫困的性别特征时首先指出：女性容易陷入贫困的脆弱性的事实，一直被官方数字、有争议的定义和学术争论所掩盖。特别是国家设立“贫困线”的尝试更是如此。绝对贫困线使用的生物学标准是一个“一般的”男性所需要的卡路里，忽略了男女之间的差异。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确实扩大了我们对贫困的理解，但与绝对贫困一样，它仍然以家庭户而非个人作为计算贫困线的基础，它们假定家庭户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户内所有成员都将从这个单位平等收益。这样掩盖了非贫困户妇女所遭受的贫困，也掩盖了贫困家庭许多妇女比男人更贫困的事实。（Edwarzs，1982）

其次，女性主义者认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定义都忽视了与贫困风险相关的重要问题。女性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和在经济倒退时，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没有被注意到。

第三，主流贫困研究把注意力放在贫富家庭的就业和收入的分配模式上，忽视了同样的因素如何造就了男女之间的差异。（路特里奇，2007）

第四，女性主义者从性别的角度对贫困概念提出挑战。认为贫困的内涵还应包括决策权的缺失和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