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从一开始，就与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调查显示，农村人外出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甚至第一位的理由，就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尽管农民外出的原因还有很多，如跳出“农门”，寻找发展机会，逃避矛盾等，但是如果说“第一位”的原因，各种调查都显示与摆脱贫困直接相关（“外来农民工”课题组，1995；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第34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蔡昉，2000，第47～56页）。

人们普遍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如199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13.3%，2000年达到28.1%；2006年达到38.3%。

然而，另一些相关的问题也被尖锐地提了出来。一方面外出打工潮一浪高过一浪，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已经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1/4（官方统计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5.31亿，其中外出1.32亿）^[1]；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农村内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如198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到1.71∶1；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收入比逐渐扩大，到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创新高，提高到3.28∶1^[2]，以致“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不断严重，农民工问题也成为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说明，在农村绝对贫困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平等所带来的相对贫困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那么，这种相对贫困是如何发生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对不平等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贫困的机制，分析贫困和反贫困在各个层面是如何发生的。即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对于他们的家庭、所在地区和本人产生了哪些影响？这种影响与不平等的关系是什么？这样的研究目的决定了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而且力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以下本文将根据农村家庭、农村社区和流动者群体等层面描述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并做出相应的分析。

二 流动与家庭层面的贫困

我们之所以将农村家庭作为本文考察的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家庭是农村居民生活的核心，是连接个人与社区社会的关节点，个人通过家庭确立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这一点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对于已婚者来说，他们外出打工的首要目的是从家庭需要出发的，对于未婚者来说，家庭的需要也是他们重要的动因之一^[3]。

本项研究显示，那些有着大量外出人口的村，农户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打工是多数家庭脱贫的重要途径。“不出去打工就没有钱”，成为多数农村居民的共识。除了地处经济发达区域的苏南两个村，我们访谈的其他10个村的村民们普遍对打工的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

有一些人通过外出打工——经商的途径，获得较高收入，创立自己的事业，或者全家脱离农村，进城落户，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外出务工者中只是凤毛麟角。

对于多数打工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打工使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过去不敢买的东西敢买了，过去吃不起的东西现在也能吃了，很多的家庭盖起了新房。在我们调查的农村，那些房子盖到第二代、第三代或更新更漂亮的农户，都是因为有人在外打工。而那些仍然住在几十年前的老房子的家庭，往往是没有打工收入的贫困户。因此，从绝对贫困的意义上讲，打工对于提高农村家庭生活水平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20年前吃都不够，10年前吃是够了，但是现金不宽裕。以前吃棒子（注：指玉米）等，现在吃细粮。原来园子里有就吃，没有去买的；现在都买菜吃。10年前过年才杀猪（也有个别的不杀），来客人的时候去买一点，现在想吃就买。现在过年是家家杀猪，多余的存起来，也有做成咸肉的。10年前杀的猪，个头小，肉少，没有膘。现在的猪个头大，能做油。现在养猪卖，10年前自己吃的猪都不够。以前穿自制的棉大衣，现在买防寒衣、羽绒衣。

——内蒙古海村普通村民组座谈

本却要依靠打工的收入来维持。如果没有打工收入，甚至贷款也不能还清^[4]。江西唐村是库区重点移民村，村民普遍认为：移民至今已经十五六年了，其他方面的生产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不是这些年兴起的打工，库区村民的生活还会更苦。在17个接受访谈的农户中，有12户的打工收入占了家庭全部收入的70%以上^[5]。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