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对消除贫困作出贡献，因此要消除贫困必须首先发展经济。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增长既有助于消除贫困，同时也在制造贫困，尽管在经济高速发展条件下，贫困的表现不同。

一 发展经济：农村减贫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通过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这为消除农村贫困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经济发展带来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一）经济发展带来农民经济状况的普遍改善

从对江苏常村和娄村两个村10年变迁的调查可以看到，尽管两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贫富差别均在扩大，但村民的经济状况还是得到了普遍改善。对常村一个自然村的生活阶梯的研究表明，39.58%的农户在10年中上升了，41.67%未变，下降的占18.75%。娄村的一个村民组，男子组评估上升和不变的都是44.44%，下降的是11.12%，女子组认为51.72%上升，27.59%不变，20.69%下降。尽管村民评价标准有所不同，但经济得到改善的超过下降的却是一个共识。我们看老娄村常年记账的53户农户，最高收入户10年中提高了3.42倍，即使最低收入户也提高了2.25倍。

（二）经济发展给农村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多种收入来源

在两个村中比较突出的是常村，10年中一直处于上升发展状态。该村耕地10年中从1054亩锐减到261.68亩（而且因为周边污染，不再耕种了），但不仅本村村民就业基本不成问题，全村还吸纳了4000～5000名外来劳动力。全村除了加工业，还发展了第三产业，有运输、集贸市场、浴室、超市等服务业。农民10年前主要收入是通过在乡镇企业务工所得加少量的家庭经营；如今收入来源有企业务工工资收入、房屋出租、（政府补偿）青苗费、土地股权分红以及建厂房出租、自办加工厂等收入来源。

（三）地区经济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安全网建设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正处于从集体救助到国家救助的制度转变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从前由集体经济和农村社区以“缴费”形式承担的经济责任，在税费改革中逐渐以“税”的形式集中到国家手里。农业税取消后，对农村人口提供救助的责任，正在向国家转移。目前正在进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保障资金由各级财政和村集体分担。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比，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带有集体救助的性质。根据中国老龄研究中心2000年的一项研究，分东西中地区看，农村老年人享受政府救助的比例分别为：10.99%、6.03%和5.89%。享受集体救助的比例分别为8.45%、2.17%和1.11%。东部中部西部农村老年人（有较大比例为非农户口）享受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4.33%、3.51%、2.43%（中国老龄研究中心，2000）——地区差别明显，说明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限制甚大。

由于低保采取的是区、镇、村三级负担机制，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和村集体有较雄厚的实力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我们在研究中看到，江苏苏南地区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中走在前面，保障水平也较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娄村所在的水市安临城区对农村60岁以上无固定收入农民，给予每人每月150元的低保。^[1]常村所在的昌市安宁城区自1997年开始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至2004年底，已有71.7%的低收入户享受到低保待遇（2003年低收入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2000元）。到2006年1月水市安临城区和昌市安宁城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都提高到每人每月180元，为江苏之最高。^[2]

这两个市、区的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江苏省也属领先——水市2003年12月就开始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其中安临区全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3.6%，农村合作医疗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参保率达到92.1%。此外，全市12万失地农民从2004年起开始享受统一的综合补偿，并全部参加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安宁城区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6.6%，2005年始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参保率已达到99.3%，补偿标准门诊报销10%，住院报销15%～40%，超过一万元的可报销50%——一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成型。^[3]在这一农民安全网的建设过程中，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