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形成齐心协力、团结拼搏的良好局面，贵州省委决定在全省领导干部中开展以“帮助学习领会精神，促进思想统一；帮助理清发展思路，促进科学发展；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增比进位；帮助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四帮四促”活动。发动广大干部“到基层一线去，到困难多的地方去，到发展最需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四帮四促”活动自2010年年底开展以来，各项帮促已取得明显成效，在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实践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实践中发现的不少问题，也需要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一 “四帮四促”活动的背景及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与全国其他省（区、市）一样，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正向“全面小康”努力迈进。但总体而言，“发展滞后”仍然是贵州省的主要特征。贵州土地面积17.62万平方千米，贫困县面积合计为11.63万平方千米，占全省的66%。2009年，仅农村贫困人口贵州省就有555.30万，位居全国第一。贵州省贫困人口发生率为14.50%，位居全国第二。贵州省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贵州省有50个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总县数的56.81%；有重点贫困乡镇943个、重点贫困村近1.40万个，分别占全省乡镇总数和行政村总数的61.11%和70.50%。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弱、生产条件差，生产力水平落后。全省的贫困县经济发展仍然倚重于农业，经营方式仍多为粗放型经营，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农业产业化水平很低，生产方式较为落后，因灾返贫现象严重。

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性及发展环境的不理想，使贵州省委领导认识到：发展环境的改善关键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的转变；关键在于要真抓实干，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因此，干部要不断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深入到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去，帮助群众谋发展。

在贵州省委的倡导下，从省委书记、省长到一般干部，分别负责直接联系帮促一个基层单位，使得帮促工作基本实现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一类贫困村、街道社区“全覆盖”。据贵州省委组织部统计，截至2011年8月，各级干部深入一类贫困村11万人次、深入街道社区7.50万人次。全省共建立“首问责任”窗口7533个、“服务接待”窗口9537个，接受咨询86.3万次，提供指导60.20万次，办理审批事项57.90万件。各级各部门为基层举办各类培训班2.70万期次，做形势报告18951场次，提出指导意见5.30万条，帮助基层制定发展规划或发展目标2.30万个；为基层和群众提供项目支持1.80万个、落实帮扶资金39.70亿元，提供人才服务7.80万人次、技术支持2.10万项、信息支持13.40万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近7万个；走访群众62.30万人次，接待群众来访30余万人次，排查矛盾纠纷3万多起，集中督办、处理重点信访件1.20万件。

二 “四帮四促”活动的效力

（一）帮促活动体现的“中国模式”特征彰显了诸多政治优势

2004年，《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其论文《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里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其中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等是“北京共识”的典型特征。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尽管“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中国特殊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是确实存在的。从学者们的概括可以看出，“中国模式”大体上有如下特点：一是政府部门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二是政权对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三是以增进民众福利为根本出发点；等等。

贵州省“四帮四促”活动具有明显的“中国模式”特征。一是帮促活动体现了强大的组织动员性，从省委书记、省长到一般干部，分别联系帮促不同的基层单位，在贵州省委的组织动员下，市、县、乡各级纷纷落实仿效省委做法，层层落实帮助对象。二是发展地方经济成为帮促活动最直接的一个动因，体现了政权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作用。自帮促活动开展以来到2011年8月，各级领导深入重点园区4.20万人次、重点企业5.70万人次、重点项目6.70万人次，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