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研究

2014年被称为“中国媒体融合元年”，不仅因为产业转型进入深化阶段，更因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倾向。因此，围绕“媒体融合”话题的讨论和研究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媒体融合”为“篇名”搜索，近五年的文献数量依次为：2014年623篇、2013年86篇、2011年63篇、2010年77篇、2009年67篇^[1]。基于研究效率和质量的考虑，本文主要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其扩展版最新收录的21种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中以“媒体融合”为关键词的文献，以及国内权威学术研究机构学者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本文将着重综述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媒体融合”在2014年从产业改革方向上升为国家战略，主要政策背景有二：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4月23日，刘奇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加快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基于这两个政策，2014年国内针对“媒体融合”话题提出的理论观点可分为媒体融合在产业经济和舆论导向两个层面的目标和意义以及媒体融合对传媒策略和传播关系的影响。

（一）融合目标：形成现代传播体系、加强舆论引导力量

“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是2014年“媒体融合”政策的基本目标。根据宋建武教授的解读，“现代传播体系”是现代传播关系与现代传播手段和渠道的结合。其中，现代传播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被现代技术改变了的信息传播和交流过程；现代传播手段和渠道本身则是现代传播技术的体现，而“信息传播数码化”则是手段、平台、渠道和终端得以升级变革的关键^[2]。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主任张君昌从广电媒体产业的具体视角回应了对“现代传播体系”的阐释，他认为“在媒体融合实现后，无所不能的终端和无处不在的网络将使下一代广电媒体实现对用户的全天候无缝隙覆盖”，^[2]并实现信息产品的复次、多介质、全方位传播^[3]。由此可见，对“现代传播体系”的深入理解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陈力丹教授也认为“形成现代传播体系”是媒体融合战略的根本目标，同时他提出了媒体融合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从新媒体传播规律出发并尊重这些新规律，他还认为对政策的解读只关注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以及究竟哪家集团可以入围中央圈定扶持的名单，都属于缺乏长远和宏观视角的短视行为^[4]。史安斌教授等则将理解重点放在“8·18”讲话中的“强化互联网思维”，他认为对传统媒体的改造应该从传播理念入手，运营新媒体的思维方式对传统媒体进行升级，从而重新塑造媒体市场竞争力^[5]。实际上，“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就是“强化互联网思维”的关键前提。

在传媒组织转型方面，蔡雯教授认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媒体融合”政策是对中国新闻传媒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契机。它将推动具有初步融合基础和成果的传统主流媒体加快改革步伐，率先转型为新型媒体集团^[6]。但黄升民教授则认为，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可行性方面，《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已显得为时过晚，因为面对已然形成市场垄断态势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传统媒体的任何策略或行动都已无法与它们一较高下。尽管如此，黄升民仍然认为，“融合”应当被作为传媒产业发展和理论研究的长期话题，而融合的次序和逻辑应当是从产品到产业，经过实践验证之后，催生政策调整和创新^[7]。由此观之，无论是构建新型媒体集团，还是实现跨越传统媒体界限的产业融合，媒体融合政策的出台仍具有历史必然性。

黄楚新等认为，以国家战略高度出现的“媒体融合”政策，不仅对传媒产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意义，更设定了舆论引导和社会管理的目标^[8]。山东大学的郝建国认为，“媒体融合”政策的提出是在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联合冲击下，“政策部署以一贯的政治逻辑从顶层设计开始希望以媒体融合为突破口，重新确立党报党刊的主流媒体阵地，以保障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9]”；因此技术、市场与政治是影响媒体融合的三重逻辑，而其中政治逻辑具有主要作用。朱春阳教授将舆论导向意义更加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