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生态结构，也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利用规则。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内容版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等新问题，由于缺乏既有的制度调整，对信息利用的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序的状态，不仅引发了利益主体之间的纷争，而且削减了各种力量之间的合作效果，从而影响着媒体融合的进程。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需要通过确立各种行为边界，起到定纷止争、恢复秩序的作用。

一 数据库版权是建立信息利用秩序的关键

数据库是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存储的主要形式，也是划分信息权利的重要边界。在互联网上，信息的产生是瞬时而海量的，信息的留存形式又是分散而隐蔽的，而数据库的建立，使信息的存储变得集中化、结构化，既实现了信息价值的规模性，又提供了信息查询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信息利用的效率。这些贡献包含着创建者的投资，更包含着他们的劳动，因此，他们应当获得信息利用的专属权；而数据库具备特定的形式，又使这种专属权在法律上的保护成为可能。

（一）版权保护对象的演变

法谚有云：“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如果对版权制度做一次追本溯源的回顾，不难发现版权制度的各个发展阶段，也包含了不同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的背后即与具体历史条件相对应的“天理人情”。

版权（copy right）的本义是“复制权”，十五世纪中期随着印刷术的使用才开始出现。印刷术发明之后出现了盗版现象，印刷商的利益受到威胁。当时意大利一些国王制定了印刷特许权制度。王室将某些书的印刷特许权授予某些出版商，规定其他人在某一个期限内不得印刷该书。在版权诞生之初，获得保护的不是作者，而是掌握着印刷技术和机器的印刷商，他们是出版物的生产者。这种保护出版商的特许制在十六世纪随着印刷术一并传入了英国，1662年，英国王室通过了《授权法》，规定印刷书籍必须有许可证，同时必须将印刷好的副本在伦敦出版业公会存放。特许制发展到这里，开始出现行业公会成员垄断出版权的现象，这种出版权的私有化违背了促进书籍流通制度的初衷。为了更好地保护书籍的流通秩序，也出于对作者利益的考虑，英国出现了出版权转归作者的制度变化。

17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妮法》，规定由作者决定作品的发表，出版商只能对已公开的作品进行翻印或出售，出版商如果想从作者处获得使用权，需要向作者支付报酬。作者权的建立，是为了从经济上激励作品的创造者，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作品能够被创作出来。所以这时的作者权只包括“允许复制”和“收取报酬”的财产性权利，并不涉及其他。

1791年和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中“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法国颁布了《表演者权法》和《作者权法》，将作者的精神性权利放在了重要位置。此后的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沿用了“作者权”的概念，才形成了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并重的现代著作权制度。

从版权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现代制度中的“作者”“作品”并不是版权制度与生俱来的保护对象，作者权的产生是在出版权私人垄断威胁到出版物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基于激励创作者生产更多作品的需要。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需要因应具体的时代背景。

（二）互联网时代需要数据库版权

新闻产品被无偿使用的常态化，是内容融合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新闻产品作为传统媒体的核心资源，被其他人任意使用，对传统媒体来说，就是基本的价值补偿模式遭到破坏，新闻生产难以为继。在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中，版权制度被更多地认为是维护新闻生产者权益的可行办法，但这里的前提是需要破除现行制度中关于“时事新闻无版权”的障碍。

199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1]，该公约第二条第8款规定：“本公约的保护不适用于日常新闻或纯属报刊消息性质的社会新闻。”^[2]作为成员国，中国在自己的《著作权法》中也做出了“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的规定，^[3]并且在其《实施条例》中明确：“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4]这意味着在法律制度层面，新闻消息被明确排除在著作权保护之外。

将新闻消息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的做法，并非产生于版权制度诞生之初，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