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应该怎样走，在《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一书中，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按其描述，农村新社区建设一般有五个内容：第一，农村新社区要实现园林化，成为绿树成荫、花草茂密的适合居民居住的居民区，而不能只以盖好几幢高楼为目标；第二，农村新社区要成为环境清洁、实现污染防治和垃圾回收与利用、符合低碳节能要求的居民区；第三，农村新社区一定要实现公共服务到位，建设卫生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养老院、公共交通、自来水、通信、文化室、安全保卫等相应设施，使得农村新社区内的公共服务与城区的公共服务基本上相同；第四，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新社区应当及早实现城乡一体化，不存在农民与城区居民的身份限制；第五，在社会管理方面，农村新社区应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社区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社区居民也可以罢免不称职的负责人。

如果厉以宁教授的这一设想能够得到很好实施，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城镇化向前发展。但是，我们到底需要建设多少农村新社区、由谁来出资建设、怎样建设、建设规模应该有多大、在什么位置建设、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以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对农村新社区建设需要注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农村都适宜搞新社区，也不是所有的农村都有必要搞新社区。

第一，农村新社区要谨防新一轮的“空心化”现象出现。

从本质上来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关键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人类生存的聚落形式，城市化并不意味着要消灭乡村。只要乡村存在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还存在着，就不可能人为地把这种聚落形式消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除非是人口规模很小、面积不大的国家，无论从完善国民经济体系还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农村和农业都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尤其如此。换言之，城市化发展并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例如，美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达到82%，农村人口比重仍然占18%，发达的现代农业成为美国可以傲视全球的“撒手锏”。人们选择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存在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传统城乡分割的用工制度和粮食供给制度被打破以来，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结果导致了农村“空心化”问题。

据统计，我国农村常住人口有6.42亿人，其中，人户分离人数为2.79亿人，流动人口数量为2.36亿人（国家统计局2012年数据），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有2亿多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都被城市所吸纳，农村“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很多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镇生活，回乡工作或务农的意愿已经很低，给农村新社区建设规模的确定出了一道难题。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或者租住价格低廉、居住条件较差的住房，或者住在工厂建设或租用的宿舍里，或者住在建筑工地提供的简易工棚里，而他们拥有的农村住房却长期闲置。这从近年来的农村中小学学生锐减，学校不得不撤并可见一斑。《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0～2012年，我国农村普通小学学校数量由44万所减少到15.5万所，减少28.5万所；农村初级中学数量由3.9万所减少到1.9万所，减少2.0万所；与此同时，农村小学和初级中学的招生人数也分别减少了592.49万人和947.44万人。究其原因，主要与农村人口出生数量减少和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有关。

现在看来，如果以户籍人口来确定农村社区的规模，必然会像出现“空心村”一样出现“空心社区”。如果不按照户籍人口而以常住人口为基准，则容易引起那些未受益人群的不满，产生对社会不满的怨气，激化社会矛盾。再者，已经习惯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返乡成为户籍地“农村新社区市民”的意愿，即便是回乡基本上也不会再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行业了。还有，家乡的农村新社区里不一定能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也不一定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按照农村户籍人口规模进行社区化建设非常不合理，不仅不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还会因为拆旧建新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农村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