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和改革进程一直是由政府主导的，农村改革也在国家面临财政压力的情况下默许、支持农民自发的组织和制度试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推出并加以稳定的。国家推行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的“义理性”，而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当时改革的核心问题。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就在于：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提供和维持现有的农地制度的收益和成本是什么？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争论反映了这一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指出了其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制度带来的收益。我们将考查政府提供并坚持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的背景和政府所获得的收益，以及由于制度安排本身的缺陷，政府为此将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我们将用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成本和收益的差别，并对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比较。我们还将探讨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国家是如何维护其“义理性”所在的。另外，我们还将就当前可以作为选择的一些政策思路进行初步的探讨。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定要伴随着其约束条件的认定。在“三农”问题上，从大的方面着眼，基本的约束条件有二，即温铁军所说的“制约农村发展的基本国情问题”和“基本体制矛盾的问题”。^[1]概括起来讲就是资源禀赋的约束和体制的约束。所谓资源禀赋的约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吃饭和生存的问题。^[2]唯其如此，中国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才能谈得上发展。所谓体制约束，就是说中国农地制度变迁是在业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下实现的。二元体制的结果是城市追求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必然产生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的排斥”。这就同时加剧了农村固有的矛盾。因此，中国现有的农地制度是在资源约束和体制约束下内生的，是我们面临既有矛盾而不得不进行的选择，即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内生于已经存在的制度结构，而不是通常意义上讲的制度是外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考查国家稳定和完善现有农地制度的意图，以及现有农地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内生性矛盾。故我们将围绕以下四个命题展开讨论。

命题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贯穿于国家寻求政权存在的义理性的行为。

命题二：现行的土地制度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并基本实现了国家预期目标的制度安排，其大的方向不会变化。

命题三：国家寻求义理性的改革过程伴随着与来自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

命题四：扶助农民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有助于遏止既得利益集团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制度良性运行而不至于陷入僵化的陷阱。

二 国家寻求义理性的努力

国家是农地制度的供给者。制度供给的特殊规定在于，它是在既定的制度遗产、制度结构或制度环境中实现的。制度供给者可能是一个长期收益的偏好者，也可能是一个短期收益的偏好者。从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来看，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民财富的增加，从而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政权存在的义理性基础。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即不存在所谓的“改革程序设定”，但国家却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推动改革者进行改革的压力来自于财政，那么改革者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为政权寻求“义理性”。伴随着农村改革的蓬勃兴起，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权的义理性得到重新确立和加强，国家推行改革的动力慢慢减退。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再次成为举国瞩目的问题，义理性问题被重新提出，国家试图再次进行农村改革，于是90年代末期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等政策相继出台。目前，国家基本上达到了制度供给所预期的目标。在大的方向上没有缺陷，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稳定之外的目标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命题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贯穿于国家寻求政权.存在的义理性的行为。

更进一步，我们提出命题二：现行的土地制度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并基本实现了国家预期目标的制度安排，其大的方向不会变化。土地私有化不会成为国家的政策选择。制度的产生是有成本和收益的。最关键的是看制度供给者，即国家的目标函数中占第一位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