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龄化压力加大

欧债危机期间，欧盟国家人口出生率明显降低。根据欧盟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成员国人口总数为5.05亿^[1]，比上一年度增加3.3‰，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2009～2012年这一数据均未超过2‰。从成员国的情况看，经济形势越差，社会转型越剧烈，出生率下降就越明显。2008年后，重债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的人口增长率都出现滑坡，其中希腊和葡萄牙近几年都为负增长。中东欧国家入盟后，人口增长率几乎全部低于欧盟平均值，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匈牙利等均出现负数。2005年施罗德改革后，德国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直到2010年才超过欧盟平均值。^[1]

从人口结构上看，低出生率加大了欧盟国家的老龄化压力。据欧盟最新数据，成员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2003年为16.2%，2013年增加到18.2%。同期，80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从3.8%增加到5.1%。目前，老龄化程度高于欧盟平均值的成员国包括意大利（21.2%）、德国（20.7%）、希腊（20.1%）、葡萄牙（19.4%）、保加利亚（19.2%）、瑞典（19.1%）、拉脱维亚（18.8%）和芬兰（18.8%）。^[2]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需要劳动人口赡养的老年人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会有消极影响。根据欧盟发布的“预计老龄抚养比”数据^[3]，2013年28个成员国预计平均为27.48%，最高的是法国（32.66%）、德国（31.32%）和希腊（30.86%）。到2050年，预计欧盟老龄抚养比平均值将达到45.91%，比例最高的国家将集中到南欧，葡萄牙将达到64.29%，希腊63.60%，西班牙62.48%，^[4]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无疑给南欧国家的经济前景蒙上了更深的阴影。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欧盟国家推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如延迟退休、提高养老金缴费率和降低养老金标准等。但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多数国家的改革力度不大，实际目标只是抑制社会开支过快增长。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多数欧盟成员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稳定。2012年欧盟28国平均值为29.5%，超过平均值的国家有丹麦（34.6%）、法国（34.2%）、荷兰（33.3%）、爱尔兰（32.5%）、希腊（31.2%）、芬兰（31.2%）、比利时（30.8%）、瑞典（30.5%）、意大利（30.3%）和奥地利（30.2%）。2005年施罗德改革以前，德国社会保障开支水平一直高于欧盟平均值3个百分点左右，2005年后明显下降，2012年降低到29.5%，恰好为欧盟平均值。^[5]养老开支在社会保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主要是由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所决定的。2012年，欧盟28国养老开支在社会保障开支中的比重平均为40.62%，超过50%的有拉脱维亚（54.31%）、意大利（52.68%）和希腊（51.28%），而英国（44.68%）、法国（40.09%）和德国（33.05%）^[6]，也都是养老负担比较沉重的国家。

在本地人口低出生率的情况下，适量引入青壮年移民本来不失为缓解老龄化压力的一种对策。但是，迫于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反移民呼声，近年来多数欧洲国家都执行了从紧的移民政策，加之经济不景气，移民就业比较困难，欧盟各国的移民流入量增幅普遍不大，事实上排除了采用移民养老方式的可能性。根据欧盟的最新数据，2002年德国移民流入量为84.2万人，2006年下降到66.2万人，2012年进一步减少到59.2万人。2006～2012年，英国移民流入量从52.9万人减少到49.8万人。同期法国移民流入量从30.2万人增加到32.7万人，意大利从29.8万人增加到35.1万人，增加的幅度都不算大，^[7]起不到缓解老龄化压力的作用。

二 减少贫困与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是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1974年首先明确使用的，与“贫困”相比，它可以更好地描述贫穷的原因和结果。2000年后，“社会排斥”进入欧盟官方语汇，意指某些人或地区由于长期失业、健康不佳、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和家庭破裂等原因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

据统计，2013年欧盟成员国中有1.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4.5%）面临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风险，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2011年，欧盟有1/6的人口（18.5%）生活在“物质匮乏”状态，其中接近一半人的物质生活严重匮乏，具体表现包括不能充分享受供暖，无法应付意外开支，买不起洗衣机、电话、汽车等在欧洲“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用品。此外，大约1/10处于工作年龄的欧洲人生活在没人工作的家庭中，17%的欧洲人社会转移支付后的可储蓄收入仍然低于社会平均值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