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管制与文化治理的内涵与依存环境

（一）文化管制与文化治理的区别

“管制”一词较多出现在经济理论中，指国家以经济管理的名义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其反义词是“放松管制”。然而在中国语境下，“管制”这个词往往使人联想到管制型经济、命令经济。^[2]“管制”运用到文化领域即“文化管制”，主要是指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为特征的文化行业指挥系统、文化资源配置系统和格式化文化发展方式。“文化治理”的定义与内涵至今没能形成一致性的看法，无论是较早将治理引入文化研究的英国伯明翰学派^[3]，抑或后来的中西方学者都对此有着不同视角的诠释^[4]，有学者认为，提出“文化治理是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对象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主体是政府和社会，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共治”^[5]；有学者从文化治理的各种实践形态来定义文化治理概念，提出“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即“政治面孔、社会面孔、经济面孔”^[6]。本文认为，从“文化管制”到“文化治理”，是一种比较性的发展概念，可以通过比较分析的方式进行定义（见表1）。

表1 文化管制与文化治理的内涵与外延比较

我们认为，在中国语境下，难以按照传统的方法定义“文化治理”，而通过比较的方法可以比较深刻地阐明“文化治理”的内涵。

第一，文化管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的匹配。一般说来，文化管制源于1949年前革命战争年代社会文化动员的理念和功能结构，是一种军事化或者准军事化的组织管理方式。1949年后，管制理念和方法在计划体制下得以延续，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行业体制。文化管制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进行刚性化和格式化的管理，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管理手段和方式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无差别式管理。文化管制的形成和强化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文化管制下的政府文化行业是一个包括生产供给、产品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内循环体系，政府通过规章制度的刚性要求和体制内的文化执行机构来实现目的。这些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环境存在高度的契合。

第二，文化治理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匹配。一般说来，文化治理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社会基础结构变迁的开放型文化管理体系，是可突破文化行业系统结构、包容政府与社会多元化力量的公共文化管理系统。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内涵经由与物质文明建设相对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对应的文化建设，再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对应的文化建设，其基本内涵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契合从计划经济结构到市场经济基础结构变迁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又赋予了文化建设新的内涵，规定了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三大基本任务，即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和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如图1所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是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于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从政府提供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全套体制机制。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核心则在于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文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在于适应社会基础结构的变迁，建立与市场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文化管理职能体系，实现文化管理系统的现代化和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文化被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