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产业治理内涵与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文化政策已经从被狭隘地集中在表现艺术区域慢慢转移到涵盖生活方式的所有内容。这意味着系统和日常创作实践（包括由私人部门支持）都可构成一个文化产业（Bennett 1995，1998；McGuigan 1996；Miller and Y’udice 2002；Stevenson 2000；Y’udice 2004）。文化产业政策正日益被视为能够创造一系列社会和经济之成果，包括培育身份与差异，促进社会融合，发展创意和城镇、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Evans 2001；Landry 2002）。当然探讨文化产业政策就必须从治理角度来审视，毕竟各项政策仍须透过治理模式予以实现。

现今文化产业可以说是文化市场中的新兴主体（新主流），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和产业模式等诸多治理模式与规范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极为明确的方针、方向、执行策略）。当然过去有一些学者将文化治理定义为：文化策略发展之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非营利团体所构成的结构性网络。此结构性网络中包括公共部门、私营企业、非营利团体及各种性质的机构及个人，其涉及范畴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组织等各种政策领域。所以从治理角度来审视文化产业之政策所涵盖的主体，很显然，谈文化产业治理就脱离不了社会治理所讨论的范畴或特征，或者可说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概念（Evans 2001；Landry 2002）。

过去经常从两个面向来讨论文化产业治理，不是从文化角度出发就是从市场角度出发。过去这种单维度的治理思考模式，显然是无法获得平衡的。既然文化产业治理脱离不了社会治理所讨论的范畴，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那么就要重新思考社会的多维度概念。当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为了强调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产业治理模式就应该以政府为主导，然后再纳入社会和企业（各种机构），这样不但可实现文化治理的公共利益，同时可以引导社会与公共利益相辅相成发展，发挥最大效果；但此一观点的缺失就是太强调政府在文化发展中的角色，也就是政府涉入太多从而引导和监管文化产业政策、治理模式，这往往大幅降低文化的特殊性、活泼性、区域性等特点，且使整体社会参与度、参与动机、参与欲望也将大幅下降，影响了整体社会文化的效用福利水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治理模式，应该从市场角度（文化产业的经济角度）去思考，也就是必须以经济价值为主要治理思考逻辑，以市场经济角度为基础，再纳入社会、公部门、其他机构的需求等等。当然此种太过偏重市场经济角度的论述，往往导致放任机构追求过度之经济利益的结果，有可能会牺牲掉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价值，形成文化市场的资本巨兽，如此则有可能浪费文化资源、资产，滥用这些原本应属于大众的公共财产。

毕竟文化是多元、多角度的，要好好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从更宏观的视野来思考。再者，文化产业中的出版产业、传媒产业、影视产业等彰显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精神之文化产品，往往也需要政府单位或公共部门运用各种检核制度、产品审查制度来进行必要之适度规范，或以相关治理措施来引导相关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与途径，确保文化产业政策被正确地执行。因此，文化产业的治理就必须考量到弹性、如何准确使用，及兼顾社会公益问题。虽然过去10年来多数的民众都还是认为文化产业治理的模式或相关规范的主导力量应该由政府来统一，也就是政府是文创产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导力量，然后社会相关组织及企业等市场力量则为配合的治理角色。所以如果从过去的逻辑来说，政府是文化产业唯一的主导力量（治理主体），负责制定和规范文化产业的目标、发展路径等政策方案，非政府相关组织（包括社会各类机构）则是协助角色，也就是监督角色。但过去此种治理模式并没有很高的文化产业管理透明度，也就是参与度、社会融入度并不高，无法产生高水准福利。

随着一般百姓大众希望参与社会公民性文化活动需求之不断提升，许多的社会组织积极投入文化社会的发展，俨然成为政府单一重要角色的一个替代，呈现更为多元的合作治理理念及治理机制。简言之，文化产业治理模式之构建是一种创新性的概念，除了要借助社会公共文化、社会服务、意识价值观等来发挥文化产业之多元性外，更要传递公众文化需求的文化消费符号或象征；另外，更需逐渐引导文化产品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