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0年，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1]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2]

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3%。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3]2000～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2000～2011年城市化率变化趋势

一 城市化的内涵和城乡接合部的界定

（一）城市化概念的内涵

1858年，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城市发展和城乡分离问题时使用了“乡村城市化”一词。西班牙工程师塞达1867年在所著的《城镇化基本原理》一书中首次使用了Urbanization概念。

Urbanization的词头Urban意为都市的、市镇的；其词尾ization由iz+ation组成，表示行为的过程，意为“……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1989）将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4]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化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城市生活方式不仅不同于农村的日常生活习俗、习惯，而且还包含了制度、规划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5]国内学者李保江认为城镇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重组的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6]林国先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进行了研究，指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7]学界对“城市化”一词存在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可分为“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制度城市化”等观点。

城市化实践表明，城市化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应从多维角度揭示其本质。城市化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这是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城市化也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进入乡村地区，城市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城市文明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这是城市化的质量过程。^[8]

（二）城乡接合部概念的界定

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最早提出了城市边缘区（Stadtrand Zonen）的概念。^[9]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一地域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界借鉴国外的“城乡交错带”“城乡过渡带”“城乡交缘带”“城乡边缘带”“城市边缘带”“半城市化地区”等概念；二是规划界与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的“城乡接合部”概念。^[10]国务院在2002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到了“城乡接合部”的概念。该通知给出的“城乡接合部”概念解释是：规划确定为建设用地，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用地混杂的地区，以及规划确定为农业用地，在国有建设用地包含之中的地区。付承伟、陈明星等指出城乡接合部更能体现城乡之间独特的地域空间本质，他们给出的解释是^[11]：一方面，“城乡”指城与乡之间的地域属性，“城乡”更能反映这一地域的区位状态，“接合部”更能反映出该地域过渡的性质。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相似概念，城乡接合部并不带有明显的地理学范畴，从而能更充分地表达这一地域兼具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的本质。

二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的管理问题

尽管我国近年来在城乡接合部管理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并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但也存在许多新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组团式发展模式使城乡接合部问题突出

与单纯的城市边缘地区的城乡接合部不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尤其是以重点新城为代表的城市组团的发展，在中心组团和新城组团之间的城乡接合部地区所呈现的矛盾和问题更为突出。由于在空间上采用了组团式的发展模式，中心城区和各新城之间的“夹心”区域成为城乡接合部最具特色的区域。在“夹心”区域，一方面，在政府推动下建设居住社区，承担着原有中心城区的人口居住功能，显现出城市特征。但另一方面，在这些“夹心”区域内，部分原有村镇形态仍然存在，其区域人口流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