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渗透,原本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逐渐进入由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过渡的转型发展时期。在转型期内,落后的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社区居民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高,但年轻劳动力人群被城市物质条件和工作机会吸引所造成的大量青年人口流失,引发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空壳化和民族文化衰退化的“二化”困境。从微观的角度看,个体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丧失将导致其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的缺位,个体将逐步丧失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属性。可见,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可以判定,导致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期“二化”现象产生的罪魁祸首是民族地区经济生产能力的落后。如何在通过外部因素最大限度地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生产能力的同时,最小限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并不断提高社区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成为摆在世人面前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除涉及文化和经济两大领域外,还具有低碳环保的产业特征。这些特征都与少数民族地区提高经济生产能力和民族文化向心力的目标诉求紧密契合。此外,民族地区异彩纷呈的民族民俗文化和艳丽多姿的山水生态资源也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借助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水平、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不但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以说,文化产业的引进为民族地区开辟了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近十年来,在体验旅游、休闲观光、生态农业、非遗加工等产业的推动下,民族地区政府、文化企业、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管理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文化管理的范畴逐渐从“政府—民众”单边公共文化管理扩大为涵盖“政府—文化企业”、“政府—民众”、“文化企业—民众”多边关系的文化市场管理与公共文化管理领域。与公共文化管理有关的文化传承和与文化市场管理有关的文化产业成为多边关系中最为关键的管理主题。从理论上看,管理范畴的扩大必将导致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的创新。在新旧模式转换阶段,原有文化管理体制的不足暴露了一些管理困境。目前,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文化空间、文化传承人和政策落实三个方面。
一 现象:文化传承与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三难困境”
1.文化空间困境:在外来文化和商业利益的冲击下,原生态的文化空间不断被空洞的商业业态挤占,支撑性社会结构也呈现分崩离析的趋势
所谓“文化空间”是指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1]。广义文化空间的范畴有所扩大,将非物化的文化表现形式也囊括了进来。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地区文化空间既包括带有民族物化特征的广场、戏台、庙宇、作坊、楼阁等公共场所,又包括非物化的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所依托的语言、婚丧嫁娶等文化仪式。
在文化产业开发较早的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逐渐被休闲娱乐所代表的经济价值所取代。大量游客人流的涌入使得以小商品交易和休闲娱乐为主的商业业态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最为典型的代表。在民族文化空间不断被商业业态蚕食的状况下,原本属于社区居民的物化文化空间逐渐沦落为“只有躯壳而无灵魂”的景观摆设。此外,非物化的文化空间同样也面临被蚕食的命运。大量本地社区居民摒弃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入商业经营的实业中来,蜕变为小商品、旅店、饭店经营者。随着身份和生存方式的变化,原生态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殆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更是成为一句空谈。在尚未开发和不完全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流失导致社区组织缺乏活力,文化传承也已经呈现断流之势。
从本质上看,文化空间以精神性的文化内涵为本体而存在[2]。对文化空间的存续起到直接作用的是社区居民之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稳定。作为文化本体的载体,民族地区社区居民身份和生存方式的改变导致支持文化空间存在的社会关系呈现裂解的状态。文化空间所呈现的困境也就成为商业化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随着精神性文化内涵的逐渐丧失,民族化的文化空间最终将被商业空间或现代生活空间所取代。
2.文化传承人困境:传统师徒传承关系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土崩瓦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