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2年，在中国的政治与基层生活中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热门话题：社会管理创新。这主要是由于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8点意见，这8点意见的提出既将社会管理推上了我国政治的最高议程，也将它列入了我党新的历史时期执政的新课题。

为何在现阶段中央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到我国政治的最高议程，成为我党执政的新课题？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考虑。一是我国当前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史无前例。二是社会管理如果不创新，30年改革发展的成果将被侵蚀。三是没有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系统的创新，就不会有和谐社会的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那么目前我国社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将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这正是当前我国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 时代特征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52；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中并没有公布出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的具体数字，但使用了“略高”这样一个模糊的形容词来表示。基尼系数作为衡量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0.5以上的数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的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使得整个国家依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无法忽视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依然是社会动荡的隐患和源头，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分化

改革开放的30多年，由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制度的变化，形成了贫富差距与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因此在现阶段，社会分化主要可分为利益分化和身份分化或者说阶层分化。在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由于利益获取模式的不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与纠纷；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的低收入阶层容易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和被社会排斥的感觉。另外，分配制度中群众与干部之间在分配上的差距成为突出的问题，征地与动迁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突出的方面。总之，由于利益的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问题凸显，社会风险也日渐加大。

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也日趋淡化。过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生产队。按单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为“自由人”，成为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的“局外人”。而且，很多下了岗的工人很难再成为企业或公司的正式工，大部分都成为城市中的个体户或私人企业中的临时工，临时工“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人”使得他们没有动力像“正式工”那样本分地遵循体制内的规则了。

总之，在重视GDP发展的30多年中，我们的政府较多的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较少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思考社会分化问题，结果是用高社会成本去换取经济效益，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保障方式的身份化、等级化，引起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压力。

（二）社会主文化规范缺失

中国用30余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历程，传统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共识，西方的价值观又没有完全植根于中国社会。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所谓的“价值真空期”，或者说“失范期”。

但当前的“社会失范”现象并不是没有规范，而是社会主文化规范的缺席，也可以说是形式的规范与实际的规范未能完全统一起来。“失范”的表现并不是社会成员不要规范，而是不要他们不认同的规范，或者说是对不能为自己带来利益或束缚个人行为的规范置之不理，仅遵守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规范，这种规范可能是潜在的规范或“第二规范”。但这种“第二规范”对社会主文化规范形成反作用力，既冲击社会主文化既有规范的权威性，又使社会主文化规范逐渐地虚化、悬置起来，社会主文化规范沦落为一种“说”的或者是形式的规范，而“第二规范”则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