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空间”一词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19世纪末创造和应用的^[1]，最初出现在他1893年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中，强调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古典社会学家西美尔、帕克、沃斯等人认为城市是异于传统村社的特殊生活空间，事实上已经关注到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的关系问题。列斐伏尔更是指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总蕴含着某种意义。”^[2]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与时间”^[3]，是包括城市在内的所有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有学者甚至直接把城市称为人类最伟大的艺术作品^[4]，虽然“城市”的概念在各个学科存在分歧，但是对城市主要特征的认识基本达成一致，即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物质、科学、技术、文化、人工生态环境高度集中的有机实体，是人类进步的结晶。^[5]

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存在，是一种物化的资本力量，这种力量表现为典型意义上的经济与文化要素的集聚。一个充分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既能够成为城市人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动力，又能够在改变社会关系的同时“形塑”市民的生活方式。^[6]哈维认为，城市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在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7]正所谓社会建构空间，空间诠释社会，城市空间与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近些年来，城市居民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显而易见，城市社会在创造高收入群体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新贫困阶层”。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是2.9，1995年6.2，2005年上升到9.2。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目前我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这说明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8]因行业、职业、文化程度不同而导致的经济收入不同，进而导致居住社区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空间，这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导致了不同的社会交往，并且不同社会空间的人们对同一社会现象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态度。社会现实表明，这种差距目前正在进一步加大。

国外的研究表明，快速城市化出现了郊区化（Zhou and Ma，2000）、“全球城市”社会极化（Sassen，1991）、居住空间分异（Marcuse，1989）、防卫社区（Gated Community）（Webster，200l）、下层阶级聚居（Ghettoization）等社会不和谐特征。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转型正日益表现出分异的趋势（Wu，2002），并没有实现“城市，使人生活得更美好的目标”。但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中国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创造的财富都要多。但迅速发生的社会变迁，往往会改变原有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矛盾化解机制和价值整合机制，同时也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中国一直是个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国家，但到2011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在我国城乡发展史上和城镇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城市发展的众多民生问题中，住房问题一直是城市普通居民心中的梦魇。由居住空间而分化的高档社区、中档社区、普通社区、移民社区、贫困社区客观地呈现在公众的面前。在众多的中高档社区里，相当数量的住房闲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楼市泡沫由此形成。事实上，楼市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存在泡沫、有多大的泡沫，而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富裕群体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剥夺，甚至包含上代人对下代人的剥夺、原住民对新移民的剥夺。^[9]这种剥夺机制的形成，客观上形成了富裕的原住民与富裕的新移民对贫困的原住民和贫困的新移民的空间挤压，这种空间挤压的“结构性暴力”反映在居民对社会现象和生活问题的社会态度上，就是目前加强城市社会管理的重要社会导向。因为社会态度是社会行为的准备状态，对社会行为具有发动和导向的作用，所以通过研究社会态度，可以了解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倾向，并且可以根据社会中大多数人所持的社会态度判断社会运行状态，分析社会运行中的病态因素，把握社会运行规律。^[10]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态度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社会成员因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占有不同的城市社会空间，这种城市空间又往往成为一种匿名的“结构性暴力”，经常会让人感到压抑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