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动因分析

（一）动因之一：市民化的巨大成本能否负担

中国科学院于2005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进行过测算，城市每加入一位成员，需要的公共支付成本约为1.5万元；根据《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国家建设部调研组，2006）估算，不同城市新增一位市民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各有不同，其中小城市仅需要2万元，中等城市需要3万元，大城市需要6万元，特大城市需要10万元，且不包括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行和管理成本；中国发展基金会于2010年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给出的市民化成本约为10万元/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给出的数据为8万元/人。

201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主办的“转型期的城市化：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据与会专家单菁菁研究员测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为13万元，若国家在2025年基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政府财政每年就需要负担大约6500亿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障碍已经成为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门槛。

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发布的《国民核算研究报告（2014）》显示，按照2011年的数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只要3422.55元，大大低于此前其他研究机构的结果。报告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是指给予农业转移人口城镇户口，各级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城市管理费用等项目的必要支出。显然，政府对农民也有类似的开支，因此，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户籍成本只要计算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政府行政开支的差别。因此，单从政府支出负担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

（二）动因之二：市民化后的预期收益是否大于现状二元结构收益

广州城乡二元结构比较突出，7434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农村土地面积占了67.3%，特别是北部山区镇，基本上处于欠发达水平。2014年，广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955元，同比增长8.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663元，同比增长1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7%。从2008年起，广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连续五年快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014年广州常住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33385元，增长8.7%；农村常住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12868元，增长10.1%。城市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2.9%。城市常住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所占比重为12.8%。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2.9%。农村常住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所占比重为10.9%。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显著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014年常住农村居民年末人均拥有房屋面积60.1平方米。

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保障标准不断提高。60周岁以上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100%。2014年医疗救助58.03万人次，比2013年增长42.6倍。民政部门资助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达10万人。全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97.33亿元，增长10.6%；年末五种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417.61亿元，增长13.9%。年末享受低保救济的困难群众达7.24万人，其中，城镇2.92万人，农村4.32万人。年末享受失业保险金人数为6.44万人，增长13.2%。

通过调研发现，广州的农村收入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收入最低层次的是北部偏僻山区村，这些山村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是一种单向行为，山区镇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湖南、四川、广西等中西部省区，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只有55%甚至更低，留村工作的劳动力年人均收入3500元左右，而外出劳动力年人均收入水平与全国农民工收入水平大体相当，年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换算成月劳动力人均收入为2500元左右，其中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各占50%。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总数50%左右，换算成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为8925元。

处于中等层次的农村具有一定的旅游文化资源，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兴起为这些村庄带来了生机。以从化溪头村为例，2014年村年人均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村民收入可以分为四大项：游客住宿租赁、游客餐饮购物、农作物收入和村民外出打工收入。我们将前三项收入平均到村民身上，村民的年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1.5万元左右，再将一半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计算在内，该村年人均收入实际达到2.75万元。

处于高收入层次的农村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