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2013年的《广州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测算，广州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指数为0.435，位列七城市中第四位，低于上海（0.803）、北京（0.660）和深圳（0.551）；高于天津（0.427）、苏州（0.424）和重庆（0.404）。广州城市化水平和当前的经济总量排名大体相当。广州周边农村地区工业化程度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越来越少，农业人口转而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参与城市产业分工的各个环节，城市化进程对广州农村原有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快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随着广州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周边地区的土地价值不断提升，城市建设不断征用农村土地，涉及土地征用问题的各种矛盾时有发生。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大量集聚的城市，外来人员超过700万人，外来人员既为广州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治安问题。外来人口大量聚集在城中村和周边的农村地区，形成广州农村社会管理的新常态。随着农村经济的逐步发展，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不断重构，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农民的利益诉求内容更加广泛，农村社会各种矛盾变得复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挑战。

一 当前广州农村稳定面临的新挑战

（一）“社会人”数量不断增加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农村面貌显著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层次矛盾逐渐加重，“城中村、村中城”现象严重，农村地区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员越来越多，聚集在城区周围工业比较发达的乡镇，比如增城区新塘镇户籍人口22.5万，外来人口达50多万，花都区狮岭镇40多万人口中，外来务工人员达到30多万人，这些人员进入广州以后，就变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人”。^[1]

通过对从化某镇的外来人员调查发现，和在城市从事商务活动以及在工厂参与制造业生产的外来人口不同，农村的流动人口的特点通常有：一是来源广，农业人口比重大。外来人口涉及的省份主要是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广西、贵州等地，农业人口比重大。二是从事职业多样化，居住时间短暂。他们主要从事加工、运输、建筑、餐饮、服务、贩卖、废旧回收等传统行业，属于社会需要而本地人不愿干的苦、险、脏、累工作。三是居住点分散且居住环境较差。工地的工棚、出租房屋成为农民工居住的首选。四是收入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不高。五是违法犯罪率相对较高，近几年抓获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占40%左右。“社会人”数量不断增加，对社会管理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相应增多。

（二）土地征用领域存在矛盾

随着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发生的征地拆迁纠纷、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物业管理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农村纠纷等主要社会纠纷中，征地拆迁纠纷占10%左右。广州征地拆迁矛盾表现为以下特点：由历史问题引发的征地纠纷比较多，解决征地拆迁纠纷耗时长，因对征地纠纷解决不满意，形成被征地拆迁人与政府新的矛盾。对征地拆迁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对社会造成影响。

（三）利益格局多元化

个别群众在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移民安置、项目建设等过程中，过分追求当前和个人利益。农村干部普遍出身基层，少数干部工作方式粗暴，容易引起百姓反感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农村的普法工作尚未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还很不到位，基本流于形式，部分农民并没有很多机会接触法律和学习法律，在发生矛盾纠纷时，只是凭自己主观思想来评价是非，难免不发生违法抗法的事情。部分村民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无解决”的错误观念，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制造不良影响，以期引起领导重视，影响公共秩序。

（四）基层文化建设缺位

随着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社会受到来自城乡社会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日益多元，但农村文化建设不能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在缺乏高雅文化、主旋律文化引导的情况下，各种娱乐方式抢占农村市场，形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污染，影响了农村稳定，容易诱发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