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大致可以分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前的中苏关系史研究受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极大，政治色彩浓重。中国政府奉行对苏“一边倒”战略时，社会各界隐恶扬善，大谈中苏友谊，讳言苏联的缺点和问题；中苏关系交恶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隐善扬恶，大谈双方关系中的恶事，对积极的因素避而不谈，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中国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学术界对很多问题开始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援助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后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学者们推出了一批有关该问题的论文和专著^[1]，对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援助问题，不仅揭示了很多新史料，纠正了以前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还对抗日战争期间的苏联援华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评价。本文试就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援助的研究做一介绍。

一 承认苏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援助中国最积极的大国

中国的中苏关系史专家都承认，苏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援助中国的唯一大国。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指出：“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陷落甚至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援华最有力的国家是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苏联曾是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唯一国家，也是向中国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2]刘志青也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世界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但是，给予中国抗战以实际帮助的，在很长时期内只有苏联。只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东顾，援助才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止。”^[3]沈志华也指出：“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处于孤立无缘的状态。是苏联的援助，给中国早期的抗战提供了一股重要的支撑力量。”^[4]石源华也承认，“七七事变”后，与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法诸国不同，苏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军事上、财政上积极援助中国的唯一大国。^[5]罗志刚列举了一些数字以说明苏联对华援助的力度。他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从世界大国总共获得5.135亿美元的贷款，其中苏联2.5亿美元的贷款几乎占去一半，美国、英国和法国共提供2.635亿美元。除贷款之外，1941年美国根据租借法还为中国提供了0.26亿美元。抗日战争的头两年里，中国利用苏联贷款的规模几乎是西方国家贷款的3倍。而且，苏联的贷款可用于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贷款的条件也较优惠，年息仅为3%，而不是西方贷款所要求的4%、5%甚至6.5%。相形之下，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却更为慷慨。1938年，日本从美国得到1.25亿美元的贷款，以及机床、军事装备和武器。1937年美国输往日本的军用物资占其总数的58%，1938年增长到66%；英国也向日本输送大批机器、铅、锡等战略物资。^[6]

二 关于苏联志愿者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问题

1937年12月初，苏联向中国派出首批航空志愿人员；1938年年中，派出首批军事顾问和军事技术专家；1937～1942年期间来华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包括志愿飞行员）等总数有5000多人。^[7]至于苏联志愿者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学者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苏联协助中国培训军队官兵，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技能和作战信心。苏联军事顾问与专家先后帮助中国培训空军、炮兵与坦克部队等各类军事人员达9万多名。^[8]例如，苏联顾问在湘潭建立了专门训练坦克手的训练基地，以及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机械化师，后来该师扩展为第五机械化军。为训练中国飞行员，苏联向中国陆续派遣了总数为89人的苏联航空专家组。苏联专家协助中方在伊犁、兰州、绥宁、成都等地建立了一批航校。以伊犁航校为例，到1940年中期，该校在苏联教练的指导下培训了328名中国飞行员。另外，大批中国受训人员还被送到苏联国内培训。至1939年夏，在苏联受训的计有1045名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报务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这补充并加强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9]

第二，苏联顾问参与拟订和实施重大的作战计划，改变了国民政府军消极防御的态势。抗战时期，很多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拟订和实施都有苏联顾问的参与。比如德拉特文抵华后，建议中国军队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防御。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获得了巨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