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持续拉大，部分高工资行业工资增长过快与部分低工资行业工资增长缓慢并存。行业工资差距是形成工资分配差距乃至初次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直接关系到普通劳动就业者对收入公平的切身感受，是最受关注的分配焦点问题之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加强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缩小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行业工资指导线^[1]是缩小行业工资差距最直接、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其中，针对垄断行业发布工资指导线，可直接作为对行业内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和水平“双控”的宏观政策依据，能够有效限制该行业工资过快增长；而对劳动密集型低工资行业发布工资指导线，则可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和鼓励该行业企业在经济效益许可前提下增加职工工资。此外，政府公布的行业工资指导线，还是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政策依据。

科学的测算方法是制定行业工资指导线的关键，也是确保该项制度科学性、合理性的前提基础。1997年劳动部发布《试点地区工资指导线制度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 》），对工资指导线的定位、测算方法等都做了较为明确定的规定或说明，但行业工资指导线目前还仅限于在地区层面进行探索，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相关政策。

一 现状与问题

我国行业工资指导线由北京市于2003年首次发布。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北京、广东、福建、天津、内蒙古、吉林、河北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福州、厦门等5个地级市（含副省级）发布（或曾经发布）行业工资指导线。已经发布的行业工资指导线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主要行业大类以及部分行业中类。各地一般优先选择数据基础好、国有企业集中、工资水平过高、过低或者在本地区就业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进行探索。为增强政策的实施效果，各地还针对企业运用工资指导线的具体条件和方法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指导意见。通过调研可以发现，各地在制定和出台行业工资指导线的实践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

首先，对政策功能定位的认识不统一。大部分地区将行业工资指导线作为工资分配宏观调控体系的组成部分，反映政府对行业工资差距“提低”、“限高”的调控意图。而北京市则将其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发挥公共信息服务功能，不附带政府的调控意图。北京的具体做法是为企业提供某行业的人工成本和产出曲线，企业可以据此确定自己现有的投入产出关系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从而测算本企业工资增长的合理区间。

其次，政策导向有分歧。表现在处理行业与地区之间，以及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关系上有不同做法。在处理行业工资指导线与地区指导线的关系上，天津和内蒙古的做法是行业指导线服从于地区统一工资指导线，而广东的做法是行业指导线可以突破地区指导线（见表1）。在处理行业与行业之间工资增长的关系上，有的地区强调“提低”、“限高”的分配调控原则，有的地区则侧重于考虑行业的盈利增长和工资支付能力。以金融业为例。2013年内蒙古发布金融业工资指导线13%，略高于12%的地区基准线，主要考虑了金融业的实际效益和支付能力。同年，广东发布金融业工资指导线为4%，远低于10.5%的地区基准线，明显体现了“限高”的宏观调控原则。

表1 处理行业指导线与地区指导线关系的差异

表2 处理不同行业间工资增长关系的差异（2013年）

再次，行业工资指导线的发布形式存在差别。北京的行业工资指导线较具特色，采用分段线性函数形式测算出行业的人工成本产出关系曲线。其他地区均公布行业工资增长幅度的下线、基准线、警戒线，形式与地区工资指导线相似。

最后，测算方法多样化。目前地方采用的测算方法大体分三种。第一种是“行业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宏观调控”法，如内蒙古。第二种是“地区企业工资指导线+行业工资差距调节系数”法，如广东。第三种是“投入产出曲线法”，如北京（见图1）。

总体看来，各地在制定企业工资指导线和行业工资指导线时采用的总体思路是相对统一和明确的，在对工资增长趋势进行定量预测时，各地主要采用《试行办法》推荐的“线性回归法”或“四分位法”（或二者组合）。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