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埃尔多安在成功当选总统时也誓言要全面推动实现“土耳其梦”^[1]，二者都是“百年强国、复兴之梦”。这正是源于中国和土耳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发展状况。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综合考虑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背景下，“战略西进”^[2]被中国政府提上日程。“战略西进”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必然举措，也是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切实需求，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正式推出，以及推动扩大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等举措都是中国“战略西进”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土耳其外交政策出现“战略东移”的迹象，日益重视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极力主张依托土耳其自身优势，改变以往追随美欧的外交策略，打造所谓“战略纵深”。中国的“战略西进”和土耳其的“战略东移”必然使两国在许多议题上产生“交集”。中国的崛起是土耳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中国威胁论”在土耳其国内鲜有耳闻，各界大都把中国的崛起看作重要机遇而非威胁，都想搭乘中国崛起的“顺风车”。与此同时，土耳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战略上的“东移”，也使中国认识到加强和土耳其对话的重要性。因此，中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

中土两国的先辈都曾经在古丝绸之路的繁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今两国也是复兴丝绸之路的积极倡导者。2013年土耳其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2014年中国接替土耳其担任亚信会议轮值主席国，2016中国将接替土耳其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随着中国和土耳其在亚洲东西两端的强势崛起，两国关系必然会对欧亚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 土耳其的“战略东移”

（一）2014年土耳其外交新变化

2014年对于土耳其来说可谓“不平凡的一年”，首次实现总统直接选举以及“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铁”的顺利开通，彰显了土耳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以埃尔多安为首的土耳其新一届政府誓言将全面推动土耳其的“复兴”，并认为这将是土耳其历史上继坦齐马特、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民主制度和多党制确立后的第四次“复兴”，而且每一次“复兴”都可以被看作土耳其对时代变化做出的回应。^[3]土耳其新任总理达乌特奥卢将土耳其的“复兴”阐释为“完善的民主制度、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积极的外交政策”。达乌特奥卢宣称“复兴”的基本理念是“跟上时代的步伐”，坚信土耳其可以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历史背景和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在构建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达乌特奥卢表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强调和保护人的尊严，并在全球范围内为之奋斗”，其中“积极的外交政策”是指在维持与欧盟、美国等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改善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并注重加强与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土耳其过去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欧亚国家”（Eurasian state），但是现在定位成“非—欧亚国家”（Afro-Eurasian state）。^[3]

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短期内“入盟”无望，与北约之间矛盾频发，加之国内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影响力不断增强，使得土耳其夹在东西方之间进退维谷。纵观土耳其2014年的外交轨迹，能明显感觉到土耳其外交“独立性”的增强。首先，随着与周边国家“零问题”外交政策^[4]的推进，土耳其在针对周边国家事务上不再跟在美欧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的态度被美欧斥责为“不合格的北约成员国”，“与西方价值观渐行渐远”。对于美国政府要求其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的要求，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采取“消极合作态度”。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哈佛大学演讲时称“盟国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最大问题”，公开指责土耳其为了推翻阿萨德政权不择手段，甚至为“伊斯兰国”提供资金和武器。虽然随后拜登为此专门向土耳其道歉，但却难以掩饰美国和土耳关系的裂痕。^[5]而且，土耳其不顾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多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开展的所谓“护刃行动”^[6]。埃尔多安公开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加沙地区的行动，土耳其就无法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埃尔多安甚至把支持以色列的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