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警惕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上升到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体系不断得以深化和升华。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进而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提出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总体布局。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意见》首次将绿色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并列，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赋予全球视野，把“绿色化”上升到构筑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绿色化”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任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绿色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既包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又包括推动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以及弘扬生态文明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新风尚^[1]。近年来，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给世界带来了环境和发展方面的诸多挑战，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退化、社会不公平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涌现。国际社会需要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构建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促进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在2014年6月举办的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中国提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消费模式问题”，“中国政府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因此，“绿色化”的提出，将成为中国政府着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四梁八柱”理论体系由“中国语言”转化为“世界语言”的重要载体，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合的重要契机，也将带来中国未来引领世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

一 “绿色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要求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新常态。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这一判断，是在清醒认识当前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尖锐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是在深刻认识到“发展红利”逐步被环境恶化透支的趋势下做出的，是在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与公众迅速提高的环境质量需求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下做出的。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1978年相比，2013年中国GDP增长了71倍，并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但生态环境问题呈现整体爆发的态势。环保部2014年6月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其中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尤为突出。在4778个中国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之中，水质较差和极差的比例合计占59.6%，水质优良的比例仅为10.4%。耕地区域性退化严重，全国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8.02万公顷，全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为2.95亿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30.7%。根据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74个城市之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超标城市比例为95.9%。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2012年增加了18.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2013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占到GDP的9%^[2]。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转变，在资源约束和环境容量即将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外延式的增长将被内涵式的增长所代替，经济的生态转型迫在眉睫，这将是中国环境压力有望高位舒缓、环境保护有望从临界点向转折点过渡的关键窗口期。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的过程，是生态转型的重要机遇期。在这一阶段，前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