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0年，中国的GDP总额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得益于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也与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密不可分。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总额的约13%，二氧化碳排放却占世界总量的25%，污染物排放也是世界第一，即便是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也已经接近欧盟的水平。如果把中国比作国际经济的重要引擎应不为过，这个引擎虽然动力强劲，却是一个高碳、高污染的排放源。这种高碳的经济增长使中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国际的双重压力。从国内看，环境问题的区域性影响日益严峻。雾霾笼罩着近五分之一的国土，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环境灾难。中国民众的关注对象也已越来越转向健康安全、污染防治等许多同环境直接相关的问题。可以说，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从国际层面看，中国过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快的能源消费和能源进口增长，既对全球减排带来巨大挑战，也同时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形成，从而成为引发国际摩擦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是排放大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加大减排力度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在没有厘清国际分工中各种排放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在没有细致研究垂直专业化以及分段式生产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国的碳排放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确定中国到底为谁、通过哪些价值链、净排放了多少？“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价值链上如何界定？而这个问题，国际社会应当搞清楚，才能就环境治理达成进一步的共识；中国也有必要搞清楚，才能正确应对。如果不探究全球价值链与碳排放责任的内在联系，在国际环境治理中，既有可能损害本国利益也有可能损害贸易伙伴国的利益。这一点有必要做深入研究。

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一套最新的环境核算体系（Meng，Peters and Wang，2014），并通过实例演示该体系是如何用于系统地追溯全球价值链里的中国碳排放，中国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创造GDP的潜在环境成本。

二 文献综述

系统地建立一套追溯全球价值链中碳排放的核算体系主要涉及两个学术领域：贸易隐含碳和全球价值链。关于贸易隐含碳的研究有大量的学术成果（Tukker and Dietzenbacher，2013）。尤其是利用多地区投入产出模型测算隐含碳的研究积累颇丰（Peters，2008；Peters and Hertwich，2008；Hertwich and Peters，2009；Kanemoto，et al.，2012；Meng，et al.，2013等）。这些关于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与目前的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研究（Johnson and Noguera，2012；Koopman，Wang，Wei，2014；Timmer，et al.，2014b）无论从理念还是方法论上有颇多相似之处。然而，关注价值链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系统地将价值链核算与隐含碳核算相结合的研究甚少。Meng、Peters和Wang（2014）在借鉴Koopman、Wang、Wei（2014）和Wang、Wei、Zhu（2014）以及大量贸易隐含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系统地追溯全球价值链里碳排放的核算体系。该体系的特点如下。第一，可以从价值链上游追溯碳排放如何被下游的国家及产业部门所吸收。这种核算方法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里的产业增加值概念完全匹配。第二，该体系可以追溯处于价值链下游的最终产品生产会引发上游国家及产业部门多少碳排放。这种核算方法则与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产品案例分析一致。第三，该体系可以按照贸易流的方向科学地追溯出口产品里的隐含碳，从而将传统的生产法和消费法计算碳排放的框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可以系统地测算全球价值链中谁在生产贸易品和排放，生产了多少；谁消费这些贸易品和排放，消费了多少。该核算体系有着很严密的数学整合性，从而为我们测算全球价值链里每创造一个单位GDP的潜在环境成本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 追溯全球价值链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体系介绍

我们这里介绍的核算体系（Meng，Peters，Wang，2014）是基于一个完全封闭的多国投入产出模型。该体系又可分为三个框架。第一个框架是根据Leontief（1936）的产业前方连锁（Forward-industrial-linkage）定义，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在创造GDP时所产生的碳排放会被隐含在其产业链下游的各行业，通过复杂的国际和产业间交易后用来满足本国或国外的最终需求。就像中国的